《茶经》是中国茶文化的开山之作，是中国乃至世界现存最早、最完整、最全面介绍茶的专著。该书讲述了茶的起源，制茶的器具，茶的烹制，饮茶的风俗，历代茶事，茶叶产地等等。然而，我们却在《茶经》中读到了人参，正如畅游牡丹苑时忽然嗅到了一株茉莉，典雅清新，别有风情。
图为：唐代陆羽编撰的《茶经》
《茶经·一之源》中写到：采不时，造不精，杂以卉莽，饮之成疾。茶为累也，亦犹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新罗，下者生高丽。有生泽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况非此者，设服荠苨，使六疾不瘳。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矣。
图为：上党特产——党参
这段话啥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茶叶采摘时机不对，或茶叶的制作不够精良，里面掺有野草败叶等杂质，饮后便会生病。茶的品质差异之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作用就像人参一样。上党出产的人参品质最佳，百济、新罗的人参品质居中，高丽出产的人参品质最差，而泽州、幽州、檀州等地出产的人参则完全没有药效。如果服用类似人参的荠苨，对疾病根本不起作用。如果知道了劣质人参的危害，饮用劣质茶的危害也就不言而喻了。这段话虽不长，信息量却是很大的 ，特别是“上者生上党”，对于生于上党的人更是感触良多。
人参在中唐时代应该是人人熟知的药材。《茶经》的作者陆羽是中唐人，长期生活在南方，和佛家有很深的渊源，这也是他为什么能写《茶经》的原因。他在《茶经》开篇信手拈来的第一个例子就是人参，并说“知人参为累，则茶累尽矣”，由此可见，唐人对人参是很熟悉的，不是达官贵人，也不是专家学者，而是普罗大众都很熟悉，为此，陆羽在《茶经》中对人参的论述是当时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也就是说，这里说的人参就是人参，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有些人指出，上党人参不是五加皮科的人参，而是桔梗科的“党参”。更有的学者出来宣扬中国古代的人参指的就是桔梗科的“党参”，这里显然有悖于古人的认知。早在西汉元帝时，史游撰蒙学读物《急就篇》，已明确区分了参与桔梗。宋代医学家苏颂所著《本草图经》中收录药材图像，有潞州人参、威胜军人参、滁州人参、衮州人参等。潞州人参与今天人参一致，潞州人参“多于深山中，背阴近椴漆下湿润处”，又称“鬼盖”，也与今天人参吻合。而陆羽在《茶经》中讲得也很明确，生于上党的人参和生于百济、新罗、高丽的人参是一样的，这是天下人的共识。不是哪个人的研究成果，信口开河。唐人韩翃有《送客之潞府》“官柳青青匹马嘶，回风暮雨入铜鞮.佳期别在春山里，应是人参五叶齐”。这明确说“五叶齐”的人参，就是五加皮科的人参，而非今日之党参。《隋书·五行志》中讲了一个故事，虽然玄幻，却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上党人参就是人参。“高祖时，上党有人宅后，每夜闻人呼，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许，但见人参一本，枝叶峻茂 ，故掘去之，其根五尺余，具人体状，呼声遂绝。”到清代时，吴仪洛撰写的《本草丛新》谓“按古本草云：参须上党者佳，今真党参久已难得，肆中所卖党参种类甚多，皆不堪用，唯防风党参性味和平，根有狮子盘头者真，硬纹者伪也”。此处所说的真党参系指产于上党的五加皮科人参，而后人用其它形态类似的药材伪充上党人参，其功效已不尽相同。其中形似防风，根有狮子盘头的一类，性味平和，有很好的药效，就被定名为“党参”。从此，“上党人参”的“党参”就成了另一种中药材的名字，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真作假时假亦真”吧！
上党人参是天下最好的人参。“上者生上党，中者生百济，下者生高丽。”陆羽不是上党人，似乎也未到过上党，没必要为上党人参做广告，他只是拿天下人的共识和茶叶作类比。“上者生上党”应该是当时天下人之共识，传说口含一枚上党人参，疾走三五里，仍气息自如，不含则大喘。其实早在南北朝时期，大医学家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就写过“人参生上党山谷及辽东”，上党人参“形长而黄”“润实而甘”；百济人参“形细而坚白”“气味薄于上党者”；高丽人参“形大虚软”“不及百济，并不及上党者”。苏轼《人参》诗中说“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上党人参和辽东人参的质量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甚至辽东人参简直就是“井底”。
然而，不是所有生于上党的人参都是好人参。上党历代划界不定，秦汉时最大。包括了山西长治、晋城全境、临汾、晋中部分地区，以及河北邯郸、武安部分地区。这么大的地方不是处处都有好人参。就算一直划为上党的潞州、泽州，也不是处处都有。“有生泽州、易州、幽州、檀州者，为药无效。”泽州也属于上党，生在泽州的人参却毫无药效，哪里的人参才是上品呢？比《茶经》作者陆羽稍晚一些的诗人周繇，为好友段成式弄到一根上党人参“人形上品传方志，我得真英自紫团”，他说他得到的这根人参来自紫团山。《开宝本草》说“潞州太行山所出，谓之紫团参”。宋代人罗愿《尔雅翼》卷七“参”条也说“其潞州太行山所出者，谓之‘紫团参’”同是宋代的《太平寰宇记》：“上党县紫团山出人参”，《山西通志·物产·潞安府》“人参产壶关紫团山者，为‘紫团参’”。看来好人参应该出自紫团山。
紫团山在何处？就是现在壶关县县城东南一百五十里和河南林州市搭界的地方，因山顶常有紫气缭绕，故名紫团山。《石勒别传》记载，后赵主石勒年轻时以贩卖人参为业，他把野生人参种到自家院内“初勒家园中生人参，葩茂甚”。紫团山的人参在魏晋南北朝时，是撑得起一个产业的，很多人都依靠人参养家糊口，发财致富。人参产业让后赵石勒在上党冉冉升起，而后世开创开元天宝盛世的唐玄宗又龙潜上党，也被人和人参关联起来，附会龙兴之地必有“王气所钟”，有“王气”处自有“人参”，遂有“得人参者得天下”之说。而后清代崛起，更是离不开辽东人参，此说更盛。清人阮葵生在《茶余客话》中写道“今上党久无贡矣，自辽阳以东，山林中皆有之，盖地气所钟，岂偶然哉”。似乎是上党的地气跑到了辽东，人参也跑到了辽东，遂有大清兴起于辽东。
紫团山的人参真的跑到辽东去了吗？当然不是，那紫团山的人参哪里去了？紫团参让皇帝和达官贵人们吃完了！紫团参早在魏晋南北朝已成为贡品，年贡“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新唐书》上说“潞州上党郡大都督府土贡：赀布、人参、石蜜、墨”，到了明代仍有进贡朝廷的记载。《晋乘搜略》载：“明洪武元年，山西潞州进献人参，高帝曰：朕闻人参得之甚艰，岂不劳民。今后不必进，如用，当遣人自取”。除了给皇帝进贡，达官贵人间相互馈赠紫团参也是时尚，除了上文提到的周繇送段成式。北宋时也有苏轼《紫团参寄王定国》：“谽谺土门口，突兀太行顶。岂惟团紫云，实自俯倒景。刚风被草木，真气入苕颖。旧闻人衔芝，生此羊肠岭。”“人衔芝”就是人参的别称。《梦溪笔谈》也载宰相王安石不受不食紫团参，据说王安石有哮喘病，需用紫团参治疗，刚好薛师政从河东回到汴京，带有紫团参，就送给王安石几两。王安石说，我自小就有哮喘，没吃紫团参也没有死了，不接受薛师政的重礼。可见，紫团参在宰相门前也是不菲的重礼。不过王安石也有诗《赠张康》云：“手中紫团参，一饮宽吾亲”之句，可见王安石虽然自己未用紫团参，还是用紫团参治好了亲人的疾病，因此对紫团参也是大加赞誉的。
物以稀为贵。紫团参越来越贵说明越来越少。魏晋南北朝时，上党年贡人参达“上者十斤，下者五十斤”。到唐代，每年加起来才二三百两。明初，上党人参资源已渐枯竭，因此才有明太祖“人参得之甚艰”的慨叹。到明万历年间，李时珍写《本草纲目》时已是“今所用者皆是辽参”。明末清初，卢之颐的《本草乘雅半偈》“若上党（人参）则绝无矣”。到了清初，上党人参已基本绝迹，连皇帝也吃不到了，乾隆皇帝不无遗憾地写道“奥壤灵区产神草，三桠五叶迈常伦。即今上党成凡卉，自惜天公保异珍。”《嘉庆重修一统志·潞安府·山川》写道：“紫团山……旧产人参，名紫团参。今无”。《山西通志》也说“昔产紫团参，今绝……昔日的“异珍”已成“凡卉”，不禁令人唏嘘慨叹！上党人参资源枯竭，究其原因无非两点，一是过度开采，因为人参对环境要求高，繁殖难，生长慢。一苗半两的人参，在合适的环境中需自然生长50年。而历代过量挖掘，自然越挖越少。二是常贡伤民，民则害参。民众负担过重，故意破坏参园。李时珍曾说“（潞州）民以人参为地方害，不复采取”。明代人粟应宏也说：“由东峰入，屏山遮地，即为参园，已垦为田久矣”。今人常以贡品引以为傲，而当时人们却当成大害，这也许就是过犹不及吧。
也许有一天，人参还会回到紫团山，还会重回上党，毕竟这里曾是“王气所钟”之地，一切皆有可能。（姜惠源）
原标题：《茶经》里的上党人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