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23日晚上9时多，襄垣县政协研究室副主任赵永江用手机微信给我发来一篇题为《元好问诗述沁州出土隋薛收撰文中子墓志》的长文，并附言“这篇信息量大，有空可看看！”。

我与赵永江是在2019年长治市政协组织各县政协编纂《长治历代文存》时开始接触并结为文友的。他不仅爱好收藏，文史知识广博，而且热心护众，为人仗义。编纂《长治历代文存》期间，曾给沁县提供了很多珍贵资料，吴琠入祀乡贤的全套资料复印件，包括《吴文端公事实》《绅衿结》《里民结》《合省诸生结》《州府儒学结》《知府看语》《学宪批语》等就是他无偿提供的。所以，收到他发来的文章，我便饶有兴趣地阅读起来。

此文稿是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邓小军撰写的，洋洋洒洒一万一千多字。中心思想是要通过阐释金元之际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的元好问，于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年）写的《铜鞮次村道中》《送戈唐佐董彦宽南归且为潞府诸公一笑》两首诗，考察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的生平事迹及其河汾之学与唐初贞观之治的关系。同时也在文中十分肯定地指出了金贞祐四年（1216年）或之前不久，隋铜鞮县故址（今山西沁县故县镇）山中出土了隋薛收撰写的《隋故徴君文中子碣铭》，证实元好问曾于金贞祐四年（1216年）和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年）两次前往察看，并在诗中称赞碣铭的出土堪比汲冢出土《竹书纪年》（“贵胜竹书开汲冢”），为消除宋代以来一些人对文中子其人及其河汾之学的浮议（“浮议至今犹汹汹”）提供了颠扑不破的信史。

读罢此文，我颇感欣慰。心想，如果薛收撰《隋故徴君文中子碣铭》出土在今天，那一定是一件轰动全国文物考古界的大事，而首都师范大学的教授能亲自撰文考察这件1000多年前发生在沁县历史上的大事，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沁县深厚的文化底蕴。

但随后不久，我就有些不太满足了。因为邓教授的文章着力点主要在于阐释元好问的诗句，所以对文中子的身世介绍得还不够全面。

文中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道家。其撰著的《续六经》（亦称《王氏六经》），在中国社会从动荡走向统一之时擎起了振兴儒学的旗帜，使传统儒学的正统地位得到巩固和发展，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了治世良方。其聚徒讲学时，改进教法，因材施教，为隋唐社会的稳定发展和学术繁荣注入了新鲜理论，培育出了薛收、房玄龄、魏徴、杜如晦、李靖、陈叔达、李密等一大批活跃在隋唐历史舞台上的重要人物。其弟子姚义、薛收根据其教学活动编辑的仿《论语》教材《中说》（亦称《文中子说》），重视伦理道德建设，提出了“三教可一”主张，强调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对后世的教育教学影响颇深。唐太常博士皮日休评价他与孔、孟比肩，形成于宋代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把他列为诸子百家中的五子（荀子、扬子、文中子、老子、庄子）之一。能否全面客观地阐述文中子与铜鞮县（今山西沁县）的关系，对于一个沁县人来说，我觉得十分重要。

事实上，有关文中子的身世特别是其故里，曾经困扰了许多人，甚至连其后人也曾为解开此谜探寻了很多年。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墓志铭和史书中记载王通为隋代绛州龙门人，但是，文中子本人在《中说·王道篇》中却说自己是铜川人（“吾家顷铜川六世矣”），而且隋龙门县（今山西河津市）从来就没有什么铜川之说。

为此，文中子嫡后（入嗣男）曾根据一些专家“欲破此谜先要搞清铜川到底在哪”的建议，到陕西铜川打工两年。长治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武振华（沁县人）曾根据《山西通志》中“铜川故城在秀容郡，今为崞县地”的记载委托忻州市史志办做过深入调查。原沁县史志办主任马留堂、原沁县民政局局长卫明章曾根据文献资料记载，亲自到有文中子传说和遗迹的万荣县通化乡、稷山县紫金山、襄汾县飞云洞做过深入考察。我及编撰《长治历代文存·沁县卷》的同志也因为必须弄清文中子的身世才能决定能否辑录其作品，对这个谜团进行了深入探究。

在探究中，我们发现或了解到：

——文中子嫡后到陕西铜川打工两年，结果发现陕西铜川是1954年才名为“铜川”，无功而返。

——武振华委托忻州市史志办调查，回复是“无任何有关文中子的传说和遗迹”。

——马留堂、卫明章亲赴万荣县通化乡、稷山县紫金山、襄汾县飞云洞考察，结果是“有遗迹而无铜川之说”。    

——现存于沁县文物馆，形成于明嘉靖丙寅年（1566年）八月朔日的《明前乡贤碑记》上明确记载：“隋大儒文中子王通，家于州南龙门庄，读书紫金山之石室。受业生徒，亦登将相，后人立祠祀焉。”

——明左迁沁州守俞汝为在其《重创先儒文中子庙碑》中明确写道：“隋大儒王先生通，字仲淹，沁之铜川人，汉征君霸之后也。世称龙门人。按《汉书》，霸居广武，七世而迁。”《六子书》仲淹自谓曰：“吾家铜川六世矣。读书山中，遗址尚在，州人祀之乡贤。”“祠在铜川紫金山。余入境，以先儒道脉幸有存者，往州南四十里访之。见断碑剥蚀，不可句读，而栋宇荡废，鞠为茂草矣。惟石室宛然，仅可容膝。”

——古籍资料显示，铜川原指铜鞮水（现称白玉河）沿岸广大地区，随后便扩展到铜鞮县（今沁县）全境，再后来还常被一些人用作名、号。如沁县郭村镇开村出土的《宋故彭城刘公墓志铭》中明确写道：“铜川乡贡、进士赵滶，文”，“ 刘氏，世铜川太安乡段庄人也”。清康熙年间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吴琠（沁县徐村人），号铜川。民国期间，沁县创办的一所中学，名铜川中学。

——现沁县南里镇确有一个行政村名为龙门，正好处于沁州故城之南，距出土薛收撰《隋故徴君文中子碣铭》的紫金山（今名官窝山，意为像“官窝”一样，曾出过很多大官）五公里左右，村人至今仍认为这里就是文中子的故里。

据此，我们依据各方探寻的结果得出了与马留堂、武振华基本一致的意见，即文中子从出生到“十八岁时有四方之志”应该是在已历六世的铜川（隋铜鞮县的别称，今山西沁县）度过的，辞官归乡后先在家乡讲学，后到河汾一带包括稷山县紫金山、襄汾县飞云洞、万荣县通化乡设帐授徒，并将家眷迁到了当地，且在英年早逝后也葬在了当地。唯有如此，薛收撰《隋故徴君文中子碣铭》中“遇疾终于万春乡甘泽里第（今山西万荣）”，以及文中子《中说·王道篇》中“吾家顷铜川（今山西沁县）六世矣”，才能有个合理的解释。换句话说，铜鞮才是文中子真正的故里，是铜鞮这方水土培养造就了文中子及其河汾之学。

基于上述考虑，我于次日上午（2023年5月24日）给赵永江回了一条短信，一方面感谢他赐文共享，另一方面简要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并附上我于2019年11月撰写的《探究王通身世之谜》一文。

接到我的短信后，赵永江很快又连续发来两条短信。一条是说还可以结合襄垣有房玄龄、杜如晦墓（襄垣县志有记载，应该是衣冠冢），进一步证实他们确曾随文中子在铜鞮读书。另一条是建议站在大铜鞮的角度宣传研究铜鞮。

本以为此事即可就此打住，谁知赵永江的回复更让我思绪万千，同时让我产生了撰写此文的冲动。是啊！谁不说咱家乡美！历史上襄垣部分地区也曾属于铜鞮，说到发生在铜鞮的事，襄垣的同志自然也十分在乎。但在这里我更想说的是，从古铜鞮一步步走来的沁县尤其值得说道。

从古籍资料上看，铜鞮作为一个地域名称，最早见于《左传·成公九年》（“郑伯如晋，晋人讨其贰于楚也，执诸铜鞮”），当时其作为晋大夫羊舌赤采邑，范围包括现在长治市、晋中市、临汾市交界的广大地区。到公元前517年魏献子分羊氏之田以为三县时，疆域缩小到现在长治市沁县全境及沁源、武乡、襄垣、屯留县的部分地区。到汉初重新置县时，疆域又进一步缩小到现在沁县大部及襄垣县部分地区。到隋大业初涅县省入铜鞮时，疆域又扩展到现在沁县全境及襄垣县部分地区。到明洪武初省入沁州时，地域名称废止，疆域基本定型于现在的沁县全境。但无论疆域如何变化，铜鞮文化这个根脉却是发端于现在的沁县，在惠及铜鞮广大地区的同时，首先润泽的还是其发祥地。  

据《后汉书.志第二十三.郡国五》记载：“铜鞮，《上党记》曰：‘晋别宫墟关（在今沁县新店镇古城村南）犹存，有北城（今沁县新店镇北城村），去晋宫二十里，羊舌所邑’”。清乾隆版《沁州志》记载：“羊舌肸（春秋时晋国大夫，政治家、外交家）墓在州南太里村南（今沁县新店镇太里村）高家鼎峙，里人呼大夫城故址，周围数十亩”。从这里即可看出，早在春秋中期，晋国就在现在的沁县新店镇古城村南建造了最能代表当时建筑水平的铜鞮宫，而连孔圣人都赞赏有加的铜鞮伯华羊舌赤（“铜鞮伯华而无死，天下其有定矣！”“其幼也，敏而好学；其壮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以下人。”）及其弟羊舌肸也曾生活在现在的沁县新店镇北城村。这对开启一个地方的文明风尚无疑是十分关键和完全可能的。

难怪距羊舌所邑二十余里的现定昌镇段柳村曾诞生了晋太傅李熹，十多里的现南里镇龙门村曾诞生了隋大儒文中子，三十多里的现定昌镇西苑社区曾诞生了明左丞张鹏，二十多里的现故县镇徐村曾诞生了清保和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吴琠。

难怪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孔子七十二贤人之邬单曾分别被北魏孝庄帝和唐玄宗封为铜鞮伯（详见《北齐书·卷一·帝纪第一·神武上》《新唐书·卷十五·志第五·礼乐五》）。

难怪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八路军工作团在仅仅10万人口的沁县能一次征得粮食10万担，沁县能先后走出2万余名抗日干部、战士和人民解放军。

……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认为这个“养”字不仅仅包含给予生活之意，也包括培养造就之意。而“水土”二字也不单单是指山水田地，也指风俗文化。在编撰《沁县历代文存·沁县卷》时我们就发现，我们沁县在历史上之所以人才辈出、兴旺发达，之所以被外界称为“文化之乡”“贤良故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赢在了文化根脉和重视传承上。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方水土这方人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张建伟）

原标题：这方水土这方人——兼与赵永江探讨铜鞮文化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