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之一,夏商周时期铸造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容器,使得中国古代的青铜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同时青铜器也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文物。三晋大地资源丰富,在夏商周时期,政治地位重要,因为中条山的铜矿带和运城池盐的存在,加之周代之后晋国的发展壮大,使得山西地区的古代青铜器中外驰名。山西青铜博物馆的建设,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器,尤其是山西地区发现的青铜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1月11日,在山西云上文博会系列活动“文化名家会客厅”第五讲中,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教授以一种复合的视角,解读山西在古中国青铜时代的辉煌和文明积淀。
图为:陈小三研究青铜器
陈小三简介
山西长治潞城区人,考古学博士。2013年起在山西大学工作,现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家级青年人才称号获得者。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及青铜器研究。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开设课程有《古文字学概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等。
陶寺遗址中发现早期铜器
在龙山文化晚期阶段,晋南地区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陶寺遗址。陶寺遗址面积有400万平方米,在陕西北部的“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在龙山文化阶段黄河流域最大的史前的城址。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批早期铜器。
陈小三介绍,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齿轮形器和铜铃。从用途来看,齿轮形器应该是一种装饰品。类似的器物在陕北的石峁遗址也有发现,这说明4000年前的陕北和晋南已经有了密切的交流。另一件是铜铃,从铜铃的图片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一个窗口应该是挂铃的,上面透空的部位,是浇铸时铜液没有流过来,造成的铸造缺陷。虽然铜铃个体小,这类带空腔的器物,铸造时需要有芯和范,是比较复杂的工艺。但自20世纪70年代发现以后,就成为中国古代青铜器起源讨论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
夏商时期晋南地区冶金大发展
进入夏代到早商阶段,晋南地区成为国家重工业基地。考古发现,晋南地区的盐业资源和中条山的铜矿资源,成为夏王朝和商代前期的商帝国重要的产业支撑。晋南中条山铜矿是中原地区距夏商周三代都城最近、蕴藏量最丰富,也是目前发现最早开采使用的铜资源所在地。关于中条山地区古代铜资源的开发问题,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发现相关线索,此后发现不少冶铸遗存。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址有夏县东下冯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和平陆前庄遗址等。
下冯遗址位于运城市夏县,是夏商时期一处非常重要的遗址。在东下冯遗址,青铜镞、凿和石范的出土,表明当地存在铸造铜器的生产活动。
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发现的夏朝西吴壁遗址,冶铸遗存十分丰富。陈小三通过图片展示了西吴壁遗址出土的冶铸遗物,经过论证西吴壁遗址是一处夏商时期面积较大、具有专门从事炼铜并制作小型铜工具的中心聚落。
21世纪以来,矿冶遗址调查和发掘工作得到重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调查,选择千金耙、西吴壁等遗址进行发掘。特别是西吴壁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理解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矿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进一步丰富了中条山铜矿的价值内涵。
东下冯遗址、西吴壁遗址再往南,就是中国北方的露天盐池,历史上称作解池。在东下冯遗址发掘过程中,曾经在发掘区发现有成排的圆形坑,这种圆形坑的直径就有10多米,然后里面有类似于十字形的沟槽。社科院考古所的科技考古人员检测发现,这里土的含盐量很高。应是古代存储物资的地方,所以这个区域应该是生活在东下冯遗址中人们储盐的盐仓。
陈小三教授特别提到了千金耙遗址。考古人员在闻喜千金耙遗址发现了一处采铜点,位于闻喜县境内,是一处夏商时期的采矿遗址。发现了古代的采矿井巷遗迹,还有亚腰形石锤、石臼等采矿、选矿工具,以及炼炉残块、炼渣等冶炼遗存,从伴生的陶片看,主要属于东下冯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及两个时段。因此,可以初步确定该遗址是迄今在中原地区及晋南山地发现的最早的铜采冶遗址,至迟在夏到商代早期已被开采,为中原地区青铜时代早期铜产地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晋南地区还有一处地点比较重要,那就是在黄河边上的平陆前庄遗址。前庄遗址非常特殊,它本身离黄河非常近,考古人员在这里面发现了一组器物,和当时早商时期的首都——现在的郑州发现的器物非常类似。
陈小三教授用对比的方式陈列出两件青铜器。左边是前庄遗址发现的大圆鼎,高73厘米,右边是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也就是郑州商城发掘的圆鼎,高77厘米。它们的造型和纹饰风格,非常相似。这个阶段建造这种体量的器物,没有大量人力、技术和国家资源的支持很难做到,因此昭示了使用它们的是社会里面最高等级的人群。这说明,青铜时代的中原地区与北方冶金地区,继续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
晚商土著文化与商文化交相辉映
到了晚商时期,也就是安阳殷墟文化这个阶段,土著文化与商文化隔着汾河谷地交相辉映。商王朝的晚期,中心已经到了安阳,其要通过整个晋东南的山地来控制西边,汾河谷地另一侧的吕梁山里面是另外一群土著。
从晋南地区往临汾运城走的狭窄地界,实际上它是一个军事要塞。根据晋南地区考古遗址发现来看,与商文化关系密切的铜器群基本沿山分布,具有边防的性质。晋南地区有盐池、丰富的铜、锡矿藏资源,在商王朝和西部及北部地区的异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扮演了活跃的角色。
酒务头墓地所在的位置正好处于从洛阳经过垣曲盆地到晋南地区的交通线上,是运城的池盐以及中条山矿料转运的中心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酒务头墓地代表的族群,主要的职责可能与盐及矿料的运输有关,当然任何一个聚落的功能一定是多重的,分布在商文化西北边缘的这些据点,除了重要资源的转运之外,军事防御必然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功能。
晋南地区发现的另外一处晚商墓地是浮山桥北墓地,该墓地共发现5座大墓,全部被盗。临汾公安追缴回两件带有“先”字铭文的铜器,北京保利博物馆内也同样收藏了两件带有“先”字铜器,此外海外还见有一批带“先”铭的铜器。其中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的先斝的个体较大、造型舒展,与妇好墓发现的大圆斝基本相当。根据以上特点总结,这一群器物大致与妇好墓相当,年代约在殷墟二期
在吕梁山里面,也发现了非常重要的铜器群,考古学上把这个区域里面的文化叫做李家崖文化。李家崖遗址内的晚商铜器与中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属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李家崖遗址发掘之后,有考古学家指出,甲骨文中记载的鬼方、土方等族群,应在李家崖文化分布范围内,其中鬼方主要分布在黄河以西,土方主要分布在山西石楼及其周围。
文献记载:殷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商王武丁时期,相当于考古学分期的殷墟一期到殷墟二期。陈小三教授梳理发现,吕梁山地发现的铜器群,确实是以殷墟二期到三期阶段的统计数量最多。商人在太行山西面有这么密集的驻扎点,防御的对象应是当时生活在吕梁山地的族群。
西周至春秋早期封国资料最完整丰富
从西周一直到春秋早期,有学者称为周代前期,当时周王朝采取分封制,山西地区拥有最为完整最为丰富的周代封国资料。“不是因为我是山西人、在山西工作才这样讲,实际的考古资料证明,山西省当得上这两个之最。”陈小三说。
山西经过大规模发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临汾市曲沃县发掘了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有9组19座完整的墓葬。在新世纪,山西考古研究院还清理了两处极为重要的周代封国的资料,一处是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另一处是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这些墓地的年代都是从西周早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这些资料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得益于历史上晋南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盗掘活动。有人会有疑问,山西这么重要,能和陕西和河南比吗?陈小三解释说,“真正的周代时期是没法比的,但是保留到今天,这些历史资料就具有可比性了。”
在陕西生活的是周代贵族,当地出土的带有长篇重要铭文的器物很多,但是早期的资料相对丰富,中期和晚期的资料就欠缺了。河南是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盗掘最厉害的地方,所以洛阳等地大型墓葬遭到破坏,完整的资料很少,这种客观的情况就造成了西周到春秋早期的时候晋南的资料最丰富。
陈小三介绍说,想要学习了解中国青铜器的话,山西青铜博物馆真的是一个好去处。从北赵晋侯墓葬到春秋早期青铜器,山西青铜博物馆馆藏2000多件青铜器,基本跨越整个青铜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晋系青铜器日臻成熟
春秋中期,器物造型也更加规整;纹饰由粗变细;铜器整体由相对统一的周文化风格的器物向列国风格器物转变。春秋晚期,铸造工艺不断创新变革,达到了技术和艺术上的巅峰,侯马铸铜业兴起,纹饰更加细密和富有层次,形成显著的晋国铜器风格,进而产生了一类青铜器,叫做“晋系青铜器”,成为黄河流域青铜器的代表。
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天的山西侯马市。侯马的铸铜遗址也从此时开始使用。侯马晋国遗址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的用于铸造铜器的陶范及有关遗物。这些模范的花纹十分细腻,工艺手法大胆创新,进一步反映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关系。
数十年来,诸多学者为春秋时期青铜器风格进行类型学的划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晋系与楚系。春秋中期以后,中国青铜艺术进入复兴期,这个时期是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晋国走在这场社会变革前列,晋国青铜艺术焕然一新。在装饰题材方面,曾一度消失的兽面纹以全新的姿态涌现出来;各种写实动物也以极为生动传神的造型崭露头角,一向少见的人物形象纷纷闪亮登场。在装饰手法上也空前丰富,有平雕、浮雕、圆雕和各种镶嵌技法,以及金、银、红铜等有色金属或矿物装饰的各种新工艺的运用。
随着晋国实力的增强,在侯马生产的这些青铜器,它的辐射范围日益宽广,像北方地区的燕国、中山国等地,均受晋国青铜器影响。可以看出,当时的晋国有着非常强的文化优势,这种文化优势与当时晋国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实力都有密切的联系。
讲座的最后,陈小三总结道:青铜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创造,因为在夏商周时期,它与宗教祭祀和社会等级这两个核心问题具有很深的关联性,这就使得青铜器成为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一类文物,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物质代表。(武佳)
原标题:陈小三:感受山西青铜器的张力
相关链接 | ||||||||||
|
|
||
|
||||||||||||||||
|
|
||||||||||||||||
|
中国是世界上较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之一,夏商周时期铸造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容器,使得中国古代的青铜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同时青铜器也成为中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一类文物。三晋大地资源丰富,在夏商周时期,政治地位重要,因为中条山的铜矿带和运城池盐的存在,加之周代之后晋国的发展壮大,使得山西地区的古代青铜器中外驰名。山西青铜博物馆的建设,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青铜器,尤其是山西地区发现的青铜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窗口。
1月11日,在山西云上文博会系列活动“文化名家会客厅”第五讲中,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陈小三教授以一种复合的视角,解读山西在古中国青铜时代的辉煌和文明积淀。
图为:陈小三研究青铜器
陈小三简介
山西长治潞城区人,考古学博士。2013年起在山西大学工作,现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副院长,国家级青年人才称号获得者。研究方向为夏商周考古及青铜器研究。在《考古学报》《考古》《文物》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开设课程有《古文字学概论》《中国古代青铜器》等。
陶寺遗址中发现早期铜器
在龙山文化晚期阶段,晋南地区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遗址——陶寺遗址。陶寺遗址面积有400万平方米,在陕西北部的“石峁遗址”发现之前,是在龙山文化阶段黄河流域最大的史前的城址。在陶寺遗址发现了一批早期铜器。
陈小三介绍,陶寺遗址出土的铜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齿轮形器和铜铃。从用途来看,齿轮形器应该是一种装饰品。类似的器物在陕北的石峁遗址也有发现,这说明4000年前的陕北和晋南已经有了密切的交流。另一件是铜铃,从铜铃的图片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一个窗口应该是挂铃的,上面透空的部位,是浇铸时铜液没有流过来,造成的铸造缺陷。虽然铜铃个体小,这类带空腔的器物,铸造时需要有芯和范,是比较复杂的工艺。但自20世纪70年代发现以后,就成为中国古代青铜器起源讨论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件器物。
夏商时期晋南地区冶金大发展
进入夏代到早商阶段,晋南地区成为国家重工业基地。考古发现,晋南地区的盐业资源和中条山的铜矿资源,成为夏王朝和商代前期的商帝国重要的产业支撑。晋南中条山铜矿是中原地区距夏商周三代都城最近、蕴藏量最丰富,也是目前发现最早开采使用的铜资源所在地。关于中条山地区古代铜资源的开发问题,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发现相关线索,此后发现不少冶铸遗存。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遗址有夏县东下冯遗址、绛县西吴壁遗址和平陆前庄遗址等。
下冯遗址位于运城市夏县,是夏商时期一处非常重要的遗址。在东下冯遗址,青铜镞、凿和石范的出土,表明当地存在铸造铜器的生产活动。
绛县古绛镇西吴壁村发现的夏朝西吴壁遗址,冶铸遗存十分丰富。陈小三通过图片展示了西吴壁遗址出土的冶铸遗物,经过论证西吴壁遗址是一处夏商时期面积较大、具有专门从事炼铜并制作小型铜工具的中心聚落。
21世纪以来,矿冶遗址调查和发掘工作得到重视,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单位联合调查,选择千金耙、西吴壁等遗址进行发掘。特别是西吴壁遗址的发掘与研究,为理解夏商王朝的崛起与控制、开发、利用铜矿资源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进一步丰富了中条山铜矿的价值内涵。
东下冯遗址、西吴壁遗址再往南,就是中国北方的露天盐池,历史上称作解池。在东下冯遗址发掘过程中,曾经在发掘区发现有成排的圆形坑,这种圆形坑的直径就有10多米,然后里面有类似于十字形的沟槽。社科院考古所的科技考古人员检测发现,这里土的含盐量很高。应是古代存储物资的地方,所以这个区域应该是生活在东下冯遗址中人们储盐的盐仓。
陈小三教授特别提到了千金耙遗址。考古人员在闻喜千金耙遗址发现了一处采铜点,位于闻喜县境内,是一处夏商时期的采矿遗址。发现了古代的采矿井巷遗迹,还有亚腰形石锤、石臼等采矿、选矿工具,以及炼炉残块、炼渣等冶炼遗存,从伴生的陶片看,主要属于东下冯文化和二里冈文化及两个时段。因此,可以初步确定该遗址是迄今在中原地区及晋南山地发现的最早的铜采冶遗址,至迟在夏到商代早期已被开采,为中原地区青铜时代早期铜产地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晋南地区还有一处地点比较重要,那就是在黄河边上的平陆前庄遗址。前庄遗址非常特殊,它本身离黄河非常近,考古人员在这里面发现了一组器物,和当时早商时期的首都——现在的郑州发现的器物非常类似。
陈小三教授用对比的方式陈列出两件青铜器。左边是前庄遗址发现的大圆鼎,高73厘米,右边是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也就是郑州商城发掘的圆鼎,高77厘米。它们的造型和纹饰风格,非常相似。这个阶段建造这种体量的器物,没有大量人力、技术和国家资源的支持很难做到,因此昭示了使用它们的是社会里面最高等级的人群。这说明,青铜时代的中原地区与北方冶金地区,继续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互动关系。
晚商土著文化与商文化交相辉映
到了晚商时期,也就是安阳殷墟文化这个阶段,土著文化与商文化隔着汾河谷地交相辉映。商王朝的晚期,中心已经到了安阳,其要通过整个晋东南的山地来控制西边,汾河谷地另一侧的吕梁山里面是另外一群土著。
从晋南地区往临汾运城走的狭窄地界,实际上它是一个军事要塞。根据晋南地区考古遗址发现来看,与商文化关系密切的铜器群基本沿山分布,具有边防的性质。晋南地区有盐池、丰富的铜、锡矿藏资源,在商王朝和西部及北部地区的异族国家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扮演了活跃的角色。
酒务头墓地所在的位置正好处于从洛阳经过垣曲盆地到晋南地区的交通线上,是运城的池盐以及中条山矿料转运的中心位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酒务头墓地代表的族群,主要的职责可能与盐及矿料的运输有关,当然任何一个聚落的功能一定是多重的,分布在商文化西北边缘的这些据点,除了重要资源的转运之外,军事防御必然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功能。
晋南地区发现的另外一处晚商墓地是浮山桥北墓地,该墓地共发现5座大墓,全部被盗。临汾公安追缴回两件带有“先”字铭文的铜器,北京保利博物馆内也同样收藏了两件带有“先”字铜器,此外海外还见有一批带“先”铭的铜器。其中北京保利博物馆收藏的先斝的个体较大、造型舒展,与妇好墓发现的大圆斝基本相当。根据以上特点总结,这一群器物大致与妇好墓相当,年代约在殷墟二期
在吕梁山里面,也发现了非常重要的铜器群,考古学上把这个区域里面的文化叫做李家崖文化。李家崖遗址内的晚商铜器与中原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属于北方地区青铜文化。李家崖遗址发掘之后,有考古学家指出,甲骨文中记载的鬼方、土方等族群,应在李家崖文化分布范围内,其中鬼方主要分布在黄河以西,土方主要分布在山西石楼及其周围。
文献记载:殷高宗武丁伐鬼方,三年克之。商王武丁时期,相当于考古学分期的殷墟一期到殷墟二期。陈小三教授梳理发现,吕梁山地发现的铜器群,确实是以殷墟二期到三期阶段的统计数量最多。商人在太行山西面有这么密集的驻扎点,防御的对象应是当时生活在吕梁山地的族群。
西周至春秋早期封国资料最完整丰富
从西周一直到春秋早期,有学者称为周代前期,当时周王朝采取分封制,山西地区拥有最为完整最为丰富的周代封国资料。“不是因为我是山西人、在山西工作才这样讲,实际的考古资料证明,山西省当得上这两个之最。”陈小三说。
山西经过大规模发掘,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临汾市曲沃县发掘了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有9组19座完整的墓葬。在新世纪,山西考古研究院还清理了两处极为重要的周代封国的资料,一处是绛县横水西周墓地,另一处是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这些墓地的年代都是从西周早期开始,一直延续到春秋早期,这些资料之所以能够保留下来,得益于历史上晋南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盗掘活动。有人会有疑问,山西这么重要,能和陕西和河南比吗?陈小三解释说,“真正的周代时期是没法比的,但是保留到今天,这些历史资料就具有可比性了。”
在陕西生活的是周代贵族,当地出土的带有长篇重要铭文的器物很多,但是早期的资料相对丰富,中期和晚期的资料就欠缺了。河南是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盗掘最厉害的地方,所以洛阳等地大型墓葬遭到破坏,完整的资料很少,这种客观的情况就造成了西周到春秋早期的时候晋南的资料最丰富。
陈小三介绍说,想要学习了解中国青铜器的话,山西青铜博物馆真的是一个好去处。从北赵晋侯墓葬到春秋早期青铜器,山西青铜博物馆馆藏2000多件青铜器,基本跨越整个青铜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晋系青铜器日臻成熟
春秋中期,器物造型也更加规整;纹饰由粗变细;铜器整体由相对统一的周文化风格的器物向列国风格器物转变。春秋晚期,铸造工艺不断创新变革,达到了技术和艺术上的巅峰,侯马铸铜业兴起,纹饰更加细密和富有层次,形成显著的晋国铜器风格,进而产生了一类青铜器,叫做“晋系青铜器”,成为黄河流域青铜器的代表。
公元前585年,晋景公迁都新田——今天的山西侯马市。侯马的铸铜遗址也从此时开始使用。侯马晋国遗址发掘时,出土了大量的用于铸造铜器的陶范及有关遗物。这些模范的花纹十分细腻,工艺手法大胆创新,进一步反映了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关系。
数十年来,诸多学者为春秋时期青铜器风格进行类型学的划分,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晋系与楚系。春秋中期以后,中国青铜艺术进入复兴期,这个时期是社会发生大变革的时期,晋国走在这场社会变革前列,晋国青铜艺术焕然一新。在装饰题材方面,曾一度消失的兽面纹以全新的姿态涌现出来;各种写实动物也以极为生动传神的造型崭露头角,一向少见的人物形象纷纷闪亮登场。在装饰手法上也空前丰富,有平雕、浮雕、圆雕和各种镶嵌技法,以及金、银、红铜等有色金属或矿物装饰的各种新工艺的运用。
随着晋国实力的增强,在侯马生产的这些青铜器,它的辐射范围日益宽广,像北方地区的燕国、中山国等地,均受晋国青铜器影响。可以看出,当时的晋国有着非常强的文化优势,这种文化优势与当时晋国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实力都有密切的联系。
讲座的最后,陈小三总结道:青铜器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创造,因为在夏商周时期,它与宗教祭祀和社会等级这两个核心问题具有很深的关联性,这就使得青铜器成为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一类文物,成为中华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物质代表。(武佳)
原标题:陈小三:感受山西青铜器的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