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嵌于襄垣文庙墙体上的《座中铭》石碑，为金代遗珍。《山右石刻丛编》载：“《座中铭》，碑高五尺三寸三分，广（宽）二尺四寸。九行，行二十五字。跋四行，行二十字，正书。今在襄垣县。古唐乔扆书。”该碑不仅成碑时间久，书法古朴，其内容更是蕴含着满满的清廉哲理，堪称一座具有警示意义的廉政碑。

《座中铭》石碑原存于襄垣旧县衙，但历经战乱，尤其是随着城市改造及政府办公楼的改扩建，这通碑曾一度湮没。直到前几年，笔者才在城内崇福寺院内的一堆残碑石中觅到它的踪迹。虽然碑面及部分字体有部分损伤，但无论如何，此碑能再现于世，亦是一大幸事。

图为：《座中铭》石碑

乔扆其人其事

关于《座中铭》的作者，当前普遍的说法是曾任襄垣县丞的乔扆。乔扆，字仲章，一字君章，初名逢辰，自号莲峰真逸，洪洞人。天德三年（1151年）进士，初官大理丞，正隆四年（1159年）改华州蒲城丞权渭南县事，且有德政。《金文最》卷四十七申天禄《乔扆兴庆池李氏园两诗跋》：“故大理丞乔君，……正隆之乱丞蒲邑，保全一城，关陕至今称之。”《山右石刻丛编》所录《乔仲章事辑》更详细记载乔扆任职华州时带领军民守卫城池的事迹：说是其时关陕大乱，盗贼四起，人心惶惶，县令、县簿等官员迫于形势危急都各自顾命，举家逃奔，唯任县丞的乔扆自告奋勇担任起组织守城的重任。他跟父老乡亲们说：“我不肖，愿同各位共存亡。投靠敌寇，落万世骂名。慌乱奔逃，又容易遭蹂躏伤残。坐以待毙，不如奋而反抗。一心固守，此乃万全之策。”于是，召集众人，筹划定计。分布停当，又亲穿盔甲上城。保全了民众不受战乱之苦。当时，人们“感君之恩，绘君像，户皆有之”。乔扆为官正直清廉，又有气节，后转任长安，迁河东南路按察使，约于大定十九年（1179年）卒于孟州防御使任上。另外，乔扆工诗词， 兼通音律， 在当时就很有声望，其诗文在历代文集及相关碑石上亦有存。但不过关于其是否任职襄垣，《乔仲章事辑》一文未记载，历代《襄垣县志》也只简单谈到其在金代时曾任“县令”，而非“县丞”。当然，“县令”也好，“县丞”也罢，这并不影响其在襄垣作《座中铭》，造成后人对乔扆作《座中铭》存疑的主要原因出在《座中铭》石刻后面的跋言上。

乔扆任职上党

《座中铭》石碑后有与乔扆同时代人赵思诚所作跋言，如今的《座中铭》石碑上虽不能完全辨认其字，但《山右石刻丛编》上却清楚地记录了这一段文字：“潞之通守乔公仲章父作是铭，书座中以自戒。辞明意切。诚有会于予心，故刻石置之厅壁，俾来者观而思之，亦足少警云。大定十八年八月望日东垣漫士赵思诚跋。”据此跋文判断，当时乔扆应该任职潞州通判，赵思诚应该是襄垣县令。对此，《山右石刻丛编》书中也有相应的考证及类似推断：按《通志·金石志》，《座中铭》石刻，乔扆撰此铭刻于襄垣官舍，岂曾作令于是邑欤？今检《潞安府志》《襄垣县志》皆言扆为襄垣令。然今拓本铭后有赵思诚跋言“潞之通守扆公仲章父作是铭，书座中以自戒”，扆必为潞州同知（金《百官志》节度州有同知一员无通判，即以同知、通判、节度使是潞州昭义军节度使）非襄垣令也。思诚跋云“置之厅壁，俾来者观而思之”，则思诚当为襄垣令。

为此，笔者也多次翻阅相关志书，但收获也甚微。明万历《潞安府志》在金代有“乔通判”的记载，但文字甚简，只言其 “有修学功”，且今失其名。不过这倒与《乔仲章事辑》中所谈到乔扆的著述《兴学赋跋》相符。《兴学赋》石刻原存于潞安府学，为“东山逸翁”申良佐所撰。文中对乔扆在潞州兴学之事多有褒扬：“固嘉乔侯兴学之勤意，又且乐过遇明时之为幸，故敢作兴学之赋以献焉。”其文中谈到：“自通守权镇，乔侯下车之始，首议兴修（学舍）。自大定丁酉（1177年）五月丁巳经始，至是年十月乙亥告成。”《兴学赋》碑后有跋言二，然《山右石刻丛编》在编印时所见拓本已漫漶，当时主要根据《通志·金石志》补录，但可以看清的是一为大定丁酉年款（从内容可判断为乔扆撰），一为大定庚子（1180年）款（为王某某撰）。《山右石刻丛编》在编入《兴学赋》一文后又有按语：“（乔扆）大定戊戌（1178年）自山阳还天党，提名青莲寺。戊戌大定十八年，此是年扆犹任潞之证，故碑后跋云。乔扆君章，诸志以为襄垣令，误（扆大定十四年为大理司直）。大定丁酉跋云……守官上党重修郡学是乔君章，跋时卿即良佐。”按金制，同知一词有几种表述，直接谓同知，如金代大兴府等官署中的“同知”，同知××××，如同知审官院事。据《金史》（《志》卷三十八）之“百官三”和文义：潞州为节镇，该同知应全称同知昭义军节度使，掌通判节度使事，带管内观察使，兼州事。节镇州、防御州、刺史州虽然都有同知，但职守大不相同，正因为是节镇州，故《兴学赋》亦有“通守权镇”之语。权之所言，大概类似宋代以来地方官职用语，如权知××军州事，意在表明不是地方官，而是中央派来的职守差遣，镇之所言应是就节度而言，节度使起源于镇戍官，因此权镇一词是特指，不用于刺史州之类的情况。

不过在金代，通守却并非官职，乃是尊称，这与“乔侯”类似。通守作为官职产生与隋代大业三年以后，所掌与后世通判也不全对应（宋之通判有监察和佐贰双重身份），隋末通守往往兼领数郡之军权，多用卑职寒门，彼时州郡太守已弱于通守，唐平天下及后世不在设通守，以通守尊称大抵因通判节度使事，与军事有关，与隋末相类故。按金制，节度使“掌镇抚诸军防刺，总判本镇兵马之事，兼本州管内观察使事”，而同知节度使不一定兼管州事，仅当“兼州事者仍带同知管内观察使”，《兴学赋》跋文中谈其兴修学舍，这与军务无关，故乔扆当年在潞州应同知昭义军节度使、掌通判节度使事、带同知管内观察使职衔、兼州事，这也是比较符合历史的。另外，虽历代《襄垣县志》没有赵思诚任职襄垣县的记载，但据《座中铭》石刻一直存于襄垣县官舍的情况看，在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左右，赵思诚应该是襄垣令，这一点《襄垣县志》上应属漏记。而《襄垣县志》及《潞安府志》上之所以会有乔扆做过襄垣令的简单记载，估计主要也是从这通一直存于襄垣的《座中铭》石碑推断而来的。

图为：碑文

《座中铭》的作者到底是谁？

可以说，关于《座中铭》的作者，就目前资料确实还不好断定，或许这是乔扆父写自己的，也可能是乔扆父写给乔扆的。当然，“父”通“甫”，古人有在称别人表字时有在后加“父”或“甫”以示尊敬的习惯，赵思诚跋言中也有可能是这类情况，所以《座中铭》也许原本就是乔扆自撰自书的。不过从据赵思诚跋言及《座中铭》内容前后“尔”到“吾”称谓变化看，更似长辈对子侄的训示，笔者更倾向于此铭为乔扆父所作。而此碑的书写者，从《座中铭》开篇“古唐乔扆书”看，应该是出自乔扆之手。而从赵思诚的跋言看，又可能是赵思诚自书。不过时过境迁，这些似乎都已经不太重要了。若我们从金石的角度看，《座中铭》笔笔铿锵，字字饱满，朴实无华而又兼纳乾坤，堪称金代书法之典范。若我们从《座中铭》本身文学价值看，也可谓“辞明意切”，处处饱含真情，宣教作用尤显。无论是其作为一篇父亲的“诫子书”，还是一位官员的“座右铭”，即便是在八百多年后的今天，也同样具有极大的廉政教育意义。

每次踏入襄垣文庙，我都会不自觉地移步到《座中铭》石碑之前。虽然它身上布满了岁月的沧桑，但每每读其文抚其字，依旧会让人感到历久弥新，时时给人以温暖，处处让人得警示。

附《座中铭》原文及译文

原文：宅无一区，不僦不赁，而廨宇足以居；田无一亩，不农不桑，而衣食足以厚；家无一仆，不佣不雇，而得供己之人足以充部曲；世无一官，不进不献，而藉任子之荫足以补职员。尔无致主之术，泽民之才，今享福既已若是，其用心宜何如哉？若乃富不知足，贵不知止，无厌之欲何时而已？患中性之易流，防侈心之渐启。缅思古人，尚且自惩。勒几杖以识其过，佩韦弦以矫其情。吾恐久而忘之也，故书之为座中之铭。

译文：宅院虽然没有一间，但是不用租赁，而官舍足够居住；田地虽然没有一亩，但是不用种田养蚕，而衣食足够丰厚。家里虽然没有一个仆人，也不需要雇佣，而能有人侍奉自己也能当作仆役；虽然没有为官的经历，没有为国家作出贡献，而因为父兄的功绩得以补授官职。你没有效力皇帝的策略，造福百姓的才能，现在却已经如此享福，还心想怎么样呢？至于富贵时还不知适可而止，那么贪得无厌的欲望何时又是止境？这是担心中正的品性容易迷失，防止奢侈的欲念逐渐开启。遥想古代的先贤，他们尚且能够自我惩戒，在桌案和手杖上刻记自己的过错，佩带皮绳与弓弦来矫正自己的性情。我恐怕时间一久就会忘记这些，所以书写下来作为座中铭来谨记。（赵永江）

原标题：《座中铭》——襄垣崇福寺内有块“廉政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