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代遗留下来的碑刻种类繁多，像重修碑、禁约碑、造像碑等等。人们学习书法所临摹的字帖，也多取自历代碑刻，像《乙瑛碑》《玄秘塔碑》《礼器碑》等。至于藏碑的场所，且不说像西安碑林那样的所在，在乡间行走，哪个村庄或庙宇里还能没有几块石碑。正因为古代遗留下来的碑刻数量巨大，司空见惯，数不胜数，令人一直以来视立碑为一件平常事。因此，看到有人阻止别人为自己立碑时，反倒成了件稀罕事儿。这件稀罕事儿与一位长治历史名人有关，他的名字叫任环。

图为：明嘉靖《皇帝谕祭任环碑》

文官带兵驱倭寇

知道任环，源于多年前的一则新闻报道，在今潞州区桃园村出土了一方墓志铭，墓志的撰写者正是任环，报道中介绍他是长治人，字应乾，是明代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英雄。后来，在参与编纂《长治历代文存》的过程中，我们对任环的资料进行了系统收集，这其中既有他的著作《山海漫谈》，也有当时政坛和文坛重量级人物如徐阶、皇甫冲、归有光等所写记叙歌颂任环事迹的诗文，细细品读这些篇章，一个能文能武、舍家为国的英雄人物形象渐渐在眼前鲜活起来。

任环出生于明正德十四年（1519），八岁时开始读书，嘉靖十九年（1540）乡试中举，四年后又中进士，历任广平、沙河、滑县知县，每到一地皆勤政爱民，多有善政。嘉靖三十年（1551），任环被征调至京师，因为亲戚中有与被封到潞州的藩王沈王府通婚这层关系，按照惯例，任环被委任为苏州同知。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进犯江南沿海，当时因明代久无战事，官吏和老百姓在和平环境中生活久了，不熟悉战争，面对倭寇的突然袭击，除了痛哭逃跑外，没有其它办法。此时，任环以一介文人，承担起了抗倭大任，但他并非只是凭着一腔热血莽撞行事，而是有勇有谋，有胆有智。

侦知倭寇的巢穴所在，任环带兵前去征剿，可见其胆；作战时，时常在腹背手足等处自书姓名，说：战死沙场是我的职责，但是身体受之父母不可遗弃，写上自己的名字以便辨识，可见其勇；保卫苏州时，他命令长相粗壮的女子化装成男子，拿着弓箭站在城墙上守城，同时挑选四个长相和自己相似的人，兵分五路打击敌人，可见其谋；有次带着随从巡历昆山时，突然与倭寇相遇，情急之下，他解衣裸体，用血涂身，藏在路旁的尸体里，由此躲过一劫，可见其智。

同时，其为官，懂得爱民，倭寇袭击苏州，城门关闭，老百姓聚在城下不能入城，抱头痛哭，声震原野，任环流着泪说，老百姓和城池同等重要，怎么能舍弃他们呢？连忙下令打开城门，对看守说：如果有倭寇混进来，我来负责。由于他的敢于担当，一次救活十几万人。其为帅，爱惜士兵，作战时与士兵同吃同住，不享受一点特殊待遇，遇到上级进行奖赏，他将赏赐的钱财物品全部分给士兵，深得将士们的信任，将士同心屡次大败倭寇，竟至于“贼望公旌辄遁去。”

图为：清道光《沙河县志》中对任环的记载

情真意切“止碑书”

任环阻止别人为自己立碑的事情，发生在他任沙河知县时。按常理来说，父母官主持修缮了县学的明伦堂和名宦祠、乡贤祠，地方士绅们立块碑来歌颂父母官的政绩，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妥，这类重修碑在现存的历代碑刻中并不少见。沙河市有位叫王南崖的估计也是这么想，看到任环主持的修缮工程完工后，对任环说要立块碑纪念这件事情，任环当场予以拒绝，可王南崖还是不死心，认为任环是在假意推辞，便自作主张组织刻工进行刻碑，于是便有了任环所写《止碑书与沙博王南崖》开头的一幕：“前日，以建碑之说相告，环力止之，而先生未及深信，朔日谒庙，见其所谓碑者已横于地矣。睨而视之，心大不快。”

明确告诉你不要搞这一套，你偏要搞，搞的心情不痛快，接下来任环从五个方面告诉王南崖为什么不要立这块碑。首先，从碑刻的历史讲起，说尧舜时代并没有碑，夏商周时有了铭戒，多刻的是用于警诫自己的文字，到了秦汉时期，才开始立碑歌颂功德，但程序非常严谨，“核其实、当其名”，所记的都是值得记述的事情，而不会随随便便刻碑。为什么近代以来，与以前大不相同，只要捐个钱修个房，动不动就要刻碑立石，碑上的文词又夸大其词，其实那些功德算得上是什么功德？为什么后世的功德比夏商周三代之前的功德还要多？

如果说第一条算是讲道理，那么接下来，任环就是摆事实，他说就拿当下立碑这件事情来说，非要拿修缮明伦堂和名宦名贤二祠来说么，这些事情前人已经创立，并非我的功劳呀，这实际上是沙河的百姓在治理沙河的事情，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不是自己的功劳而占有，那是贪人之功，作为父母官，我怎么能贪图小民的功劳，所以这块碑不能立。

同时，他还预想到可能会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提出疑问说：古代的君主和大夫每干一件事都要记下来，你也是当官从政的人，立碑把你做的事记下来，这也值得推辞？任环是这样回答的，他说：不错，古代凡事都要记下来，但那是凡事不分好坏都要记下来，表示劝诫和惩罚，让后世汲取经验和教训。现在我在沙河工作好几年了，难道就没有一点儿过失吗？像不能招抚遭了水灾的流民，不能调停长途迎送，还有礼教未兴、风俗薄恶、刁词横起、贼盗时出等等，这些应该写的事情你们不写，碑的警戒作用就会下降，不应该写的事情写上了，就会让人好大喜功。

第三，任环说不要为虚名所累，假设碑立起来了，后人指着碑议论说：任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还要立碑歌颂。那么像任环一样的人，人们都会去歌颂，这样就会阻止人的进取心。如果这样，这块碑不仅让任环受累，而且还会连累别人，能做这样的事吗？第四，任环大笔一收说，如果诸生走进明伦堂而懂明伦的道理，走进乡贤祠知道学习乡贤的道德品质，官吏走进名宦祠能自己觉悟而不犯过错，那么不立这块碑，在仪制上也不算欠缺。如果不能做到这些，不要说立碑，就是明伦堂和乡贤、名宦二祠也是虚设。

最后，任环反问王南崖：“吾如碑何哉？”并搬出国家不让随便立碑的禁令与文人士子耻于过情之誉的同理心，请王南崖了解自己而中止立碑。如果不立碑，任环说：“方寸之中当为先生刻感德之碑也，如何如何？”文章至此戛然而止，然而任环的层层说理，犹如余音绕梁不绝于耳，尤其是为阻止立碑，不惜直陈己过，一个不慕虚名、勇于自责的良吏形象呼之欲出。

图为：苏州500贤士祠中的任环雕像

从“谕祭碑”到心碑

任环虽然阻止别人为自己立碑，但他却不吝为别人撰写碑文，除文章开头所引在桃园村出土，由他撰文的《明典膳崔君配李孺人合葬墓志铭》外，录在《潞安府志》《山海漫谈》中的还有《重修德风亭记》《百户孙氏先莹记》《重修文庙祭器记》等。这一方面说明了任环的声望，因为古时立碑一般都是请有地位有名望的人来执笔撰写碑文，另一方面也让我们得以领略任环不俗的文采，看到了他英雄虎胆战场厮杀力驱倭寇的另一面。

王南崖主张竖立的那块碑，不知最终是否立起，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任环的摆事实、讲道理，虽然情真意切说理透彻，但还是难以阻止人们用立碑石、建生祠等方式来纪念他。任环死后，内阁首辅徐阶在为他所写墓志铭中说：“其治滑如治沙，语具一邑生祠记及德政之碑”。不仅民间立碑纪念他，而且明朝廷也通过这样的方式纪念他，《明史·任环传》记载，“给事中徐师曾颂其功，诏赠光禄卿，再荫一子副千户，建祠苏州，春秋致祭。”藏于苏州碑刻馆的《皇帝谕祭任环碑》，高1.85米，宽0.98米，立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是根据嘉靖皇帝的手迹摹勒上石的，同时也是沪苏地区至今发现明代抗倭战争中的唯一御题真迹。

几百年过去，如今的苏州城依然深深地怀念着这位抗倭英雄，在苏州名人馆陈列厅的墙面上挂有任环的全身戎装画像，画面上的他，是一副浓眉大眼、手捋长须、头戴战盔、身着铁甲的武将形象；在苏州城南沧浪亭500贤士祠里，任环石刻雕像被高高排放在北墙第4排第12列第2位，与名人馆里的人物画像不同，雕像上的任环是一个头戴乌纱帽身着官袍的文官形象，这方雕像由孔继尧绘制，顾沅题像赞：“明南直隶按使察佥事任公环，裹创击贼，开城纳民，怒涛沧海，雷霆不闻。”2015年苏州碑刻馆向苏州革命博物馆捐赠《皇帝谕祭任环碑》拓片，供该馆收藏展示。

苏州的两处纪念地，任环分别以一文一武两个形象示人，看似让人难以理解，其实这才是真实的任环，他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每到一地勤政爱民，国家有难挺身而出，无愧于其青年时所立“充海阔天高之量，养先忧后乐之心”的崇高志向。从任环的“止碑书”到嘉靖皇帝的“谕祭碑”，再到苏州人们自发的祭祀纪念，任环的那腔拳拳为国为民之心，已经穿越碑石走进人们的心中，在人们的方寸之间矗立起一座难以磨灭的丰碑。（陈慧岩）

原标题：抗倭名将任环的“止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