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6年，曹操率军包围壶关亲征高干，过太行山时，曾写下一首千古名诗《苦寒行》，但对于曹操出兵时翻越太行山的途径却颇多争议。《上党晚报·大文化》周刊曾刊发了文伟先生的《创业之路是一条“苦寒”的羊肠坂——读曹操的<苦寒行>》一文；随后又刊发郭存亭先生《曹操苦寒留诗何处羊肠坂》一文。文先生之文以一个美丽的传说来印证《苦寒行》写于壶关，未免有点牵强；郭先生之文倒是较为客观，分别对在长治的三处争议，以及《长治历代文存》编辑时如何定夺，做了说明，但笔者感觉仅因道光版《壶关县志》曾收过该诗为证，就判定曹操所行之羊肠坂即在壶关，仍有失偏颇。道光版《壶关县志》刻印于道光十四年，即1834年，仅比现在早187年，而当时查阅资料的条件远不及当今，对于1600多年前的曹操征高干路线又如果确定？可见县志收录该诗也不过是因该诗写于征高干途中，便附会而为之。为了探索历史，故撰小文提出商榷。

魏武挥鞭走羊肠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逐鹿。一代枭雄曹操保汉献帝并迁都许昌，灭袁绍而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与占据长江流域的孙权、刘备形成鼎足之势。但袁绍的外甥并州刺史高干趁曹操北征乌丸之际，占据上党战略要地，据守太行山壶关口，成了曹操的心腹之患。曹操得知此消息便先派部将乐进、李典率军进击，但关险不能近，未攻下壶关。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正月，曹操率大军翻越太行山，进军上党，征讨占据并州、叛服无常的高干。其时天气寒冷，大雪纷飞，道路险阻，曹军历尽艰辛，太行山路的艰险难行，使得曹操百感交集，触发诗兴，写下了这首千古名篇《苦寒行》。

图为：武乡太行山麓的古羊肠坂“十八盘”

《苦寒行》写于太行山，这是肯定的，但“羊肠坂诘屈”点到途经“羊肠坂”，查阅资料，虽羊肠坂古有争议，羊肠坂、十八盘这样的地名不下几十处，郭先生之文也有提及，本文章不再累赘。传说虽多，但大多集中于河南沁阳与山西壶关两处，平顺之说还不在其中。特别是沁阳市常平村同治初年将“古羊肠坂”刻于壁上，这算是羊肠坂的证物。但著名作家、民族学家张承志曾先后考察沁阳、壶关两处，又颇赞同《苦寒行》出自白陉古道，即陵川、壶关一带。怎么又与武乡会有牵连？

乾隆五十五年修编《武乡县志》古十二景中，有一景为“羊径樵云”，即指羊径山，在县东百里，路若羊肠，崎岖缠绕，为越太行之径，亦称为羊肠坂。明代岁贡黄器先隐居游历时曾写《羊径》诗：“羊径肠应曲，行人大不宁。胆矾来鸭绿，铁宝闪银青。杂树云依密，洪崖水自零。此中聊可慰，潇洒得林坰。”

研究历史一靠文物，二靠史料，三靠传说。现在并未发现曹操行军确有价值的文物，史料记载也微乎其微，文先生之文就是以羊汤传说来研究的，曹操行军人困马乏，感动了神仙太白金星，送来了一群羊，将士们炖羊肉、煮羊汤，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个传说固然逼真有趣，可要想想人们大多把唐人李白李太白作“太白金星”，是不是这故事就超级可笑了？

不过既然文先生用传说，笔者不妨也引用个传说。在武乡羊肠坂东西各有一村，东曰曹尔河，西曰向阳。

黎城西井镇有个洗耳河村，但周边各县百姓包括当地人都称为“曹尔河”。传说汉朝丞相曹操行军走到这里，看到这条温泉水，便下马捧起泉水洗了洗脸，洗去鞍马劳顿，一鼓作气攀登太行山。于是此河便称为“曹尔河”，后来立村也起名“曹尔河”。后为求许由洗耳的故事改了名，但洗耳故事巢县、汝州史料更足，本文章不议，还是说曹尔河。武乡在屯留工作的86岁老人张怀云说：“曹尔河早时是武乡地界。相传明朝时，在村西发现一无名死尸，村民报了县衙，可是武乡县官推托不管，自言不在武乡地界。黎城县官就派人埋葬了尸骨，并将界石移到了小崖顶，武乡吃了哑巴亏。”后来改了村名，可老百姓沿用习惯，还一直叫着原来的村名“曹尔河”。

再说武乡的向阳村，这里本在山阴并非向阳，何以叫“向阳”？我在走访时，无意听到石瓮村76岁的张三旺说：“老年人曾传说，向阳村原来不是写这两个字，而是‘相养’，因为曹操过兵翻过十八盘，天色已晚，人马劳顿，在此歇息。就被叫作‘相养’，意思是曹丞相在此休养过。”

山左山右两个村庄，却同时留下了同一个历史事件的传说故事，这难道是巧合吗？

乐进李典打壶关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曹操于官渡大败袁绍，袁绍死后，其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发生火并。袁谭向曹操乞降。袁绍的外甥高干亦随之降曹，被封为并州刺史。可是就在曹操受封冀州牧、集中兵力准备进攻乌丸的时候，高干趁机反叛并攻陷上党，企图裂地而王。如果拿不下壶关，曹操就不可能远征乌丸，统一北方的大业就无法实现。于是，建安十年（公元205年）冬，曹操便派大将乐进、李典率军进剿高干。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干闻公讨乌丸，乃以州叛，执上党太守，举兵守壶关口。遣乐进、李典击之，干还守壶关城。十一年春正月，公征干。”从以上简短文字中，可以看出，由于壶关口地势险要，乐进、李典不能破关，次年正月，曹公不得不亲自率军前来征讨。

关于曹军进攻高干，据史料载是先后两拨，建安十年冬，先派大将乐进、李典出兵进剿高干。如果说乐、李二将率军经白陉攻壶关口，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当时乐、李二将屯兵邺城，从军队驻防的地理位置说这是最近的路线。乐进、李典均为曹操手下的良将，按说高干并非其对手，然而，高干据险守城，乐、李不能入，只好望关长叹。无法之下，派人给曹公送信救援。

建安十一年春节过后，曹操为解心腹之患，便亲率大军直逼太行山，决心攻下壶关这个堡垒，拔掉高干这颗阻碍他统一北方的钉子。《三国志传·曹操引军渡壶关》载：“操使人探知乐进、李典打并州，高干坚守壶口，兵攻不能下。操自引兵前往，与众议破干之计。”

那么，曹操亲率大军去增援，如果按传说中的还走同一条路，是否合理呢？

先看曹操当时任冀州牧，有其子曹丕留守邺城，他带大军征讨冀州，当然曹军主力应在冀州，汉代的冀州城在今衡水附近的北关村。

曹公进军路线辩

知道了曹操屯兵之地，我们来分析一下曹操率军攻打壶关的进军路线。

先谈沁阳说。持此观点的专家，认为同治年间就刻在石壁上的“古羊肠坂”就是“证据”。曹公首句“北上太行山”，开宗明义，既然是“北上”，这就非此莫属。因为太行山主脉呈南北走向，只有在焦作、沁阳一带恰好拐了一个弯儿，这才造成了可以“北上”的唯一地段。

但曹公诗中的“北上”，并非实指，而是一种泛指。就如同现在所说的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一样，红军在北上的途中并非时刻朝北走，朝东朝西甚至朝南都走过。但无论朝哪个方向走，都是为了“北上抗日”。曹公的“北上”也是这个道理，他从许昌到河北平定北方，已然可称“北上”了。我非常赞同著名学者、作家张承志先生的意见，“从河北出发攻打晋东南，他不会绕到河南，再从南朝北爬羊肠坂。”沁阳虽将“古羊肠坂”刻于石上，却只能是造作历史。

再谈壶关说。壶关说的理由是有地名“羊肠坂”，而且曹操进军上党就是为了攻打壶关。不少古诗注释都将“羊肠坂”标为地名，而曹诗中“羊肠坂诘屈”意思是“山路斜陡像羊肠一样盘回崎岖”，并非“羊肠坂道路崎岖”，诗中的羊肠坂并非地名，因为这里“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部队行军去问谁打听此地叫“羊肠坂”呢？更让人不能置信的是，曹操是著名军事家，他明知壶关天险，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乐、李进军两月有余，久攻不能下，已经被阻关东，他要继续沿此路增援，岂不也只有在关东苦望？

因而，曹操会选另一条入晋之路，从西而包抄壶关，那就是选择滏口陉。其理由有三：一是从冀州进军上党这是最便捷的路线；二是东汉建安九年（公元204年），曹操在此邀击来救邺城的袁尚军，奇袭袁尚于滏水之畔，这里他已经非常熟悉；三是由白陉进入壶关的乐、李军队已经受阻于关东，曹操不可能也由此进入而受拒，所以必定选择新的途径。

这样的话，曹操走滏口陉入晋，极有可能选择武乡十八盘翻越太行山，经武乡沿漳河而下，进逼壶关。宋代无名氏的《百战奇法》中有“汉末，曹操围壶关，攻之不拔”的记载，可见曹操当时曾围困壶关。那么，既然是“围”，即环绕之意，从四周包围起来。壶关口雄居要隘，阻挡了乐进、李典之兵，仅乐、李之兵在壶关口之东，是无法形成包围之态的，只有曹操引兵从反向过来，才能占据北、西、南，形成包围。

还有一点，诗中写道：“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先说“熊罴对我蹲”，据山里的老农讲，虎豹熊罴这类大动物自我防范意识特别强，只在山坡上活动，不在深沟中行走，而且在比它高的地方不能有其它动物，否则会认为要受到攻击。而在壶关的大峡谷里，悬崖耸立高万丈，熊罴能在这样深的谷底蹲卧吗？再说“虎豹夹路啼”，既然是“夹路啼”，肯定是行人可以听到的，虎豹要在万丈悬崖的山顶啼鸣，谷底的行人是不会听到的。而在武乡的羊肠坂“十八盘”上，就完全在这种可能，数丈高的山崖，虎豹出没，既能听到啼叫，又不会对行军队伍形成伤害，这才是最合理的解释。（郝雪廷）

原标题：曹操《苦寒行》写于武乡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