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新生儿降生后，都会领到一张出生证明，那你是否想过古人也和今人一样有出生证明？在阅读古人的传记时，我们会发现传记里通常介绍得很笼统，也就只说说其是某地人，在哪里出生的详细介绍是少之又少。但是长子县法兴寺有一通碑却很特别，不仅上面记载有一个人的“出生证明”，而且还表明这个人是北宋名相寇准的女婿，同时也曾官至宰相。

法兴寺石碑上记载的这个人名叫王曙，字晦叔，《宋史》中有他的传记，说他是“隋东皋子绩之后，世居河汾，后为河南人”，看上去与长治和长子县的法兴寺没有多大关系。不过《宋史》中还说他，“复给事中知潞州。州有杀人者，狱已具，曙独疑之。既而提点刑狱杜衍至，事果辨。曙为作《辨狱记》以戒官吏。”即他在潞州当知州时，破获了一件杀人案，并写了一篇《辨狱记》来告诫官吏。

这件事在当时及后世很有影响，王曙不但被清顺治《潞安府志》的编纂者列入名宦，而且此事还被宋代法学家郑克作为典型案例收录在《折狱龟鉴·释冤》中。《潞安府志》中记载此事的大意是：潞州城里有个老头叫王演，把老婆和儿子王遂赶出家门，娶了段氏为妻。段氏没有儿子，前任知州令王遂由王演抚养，经不住段氏的耳边风，王遂再次被逐出家门。一天，王演不在家，段氏被强盗杀死在家中。邻家的妇人听强盗说：“我是王遂。”王演捉住王遂告到州衙，经过官吏三次审问，王遂都供认不讳，唯独王曙对其杀了人还高喊自己姓名很是怀疑，并且认为王遂的衣服上没有血迹，建议再次查勘，延迟宣判。过了一段时间，杀死段氏的罪犯陈晟被抓住了。原来，陈晟把段氏当作母亲来对待，因为欠段氏钱财，段氏非常厌恶他，两人因此反目成仇。陈晟找机会杀死段氏，并扬言自己是王遂来躲避抓捕。搜查陈晟的住处，其所盗财物和血衣全被拿获。于是，王遂被无罪释放，王演也悔悟过来，迎接王遂和他的母亲回家，一家人和好如初。王曙断案如神，听到这件事的人都惊叹不已，对他佩服有加。王曙还作了一篇《辨狱记》来告诫下属。

王曙任潞州知州时，曾于天圣丁卯（1027）仲春十七日专门到法兴寺寻访，并留下一首七律诗以纪其事。半个世纪后，元丰己未（1079）仲春，法兴寺的住持将这首诗刻成石碑立在寺内。碑青石质，高54厘米、宽52.5厘米，碑石上诗前写“还乡七言四韵诗一首”，诗的内容如下：

昔日垂髫今作翁，山川犹忆赋征东。

头陀碑在遗文缺，靖节园荒旧业空。

遮道野人窥衣锦，欢迎竹马拜凭熊。

吾乡信美归来宴，都似无何两字中。

从诗的首句来看，故地重游令王曙感慨万千，时光匆匆，当年是黄发垂髫，而今已成白发老翁，只有高山大川还记得自己当年离别时的情形。由父亲撰写为世所重的石碑还在，然而字迹已经残缺不全，隐居时的住所也已荒芜旧业成空。乡人们载歌载舞，欢迎我衣锦还乡，摆起了朴实诱人的“归来宴”，一切看起来都像在“无何”两个字。

诗中对“头陀碑在遗文缺”作有注释：“先人慈林山寺有所制碑存焉。”原来，王曙的父亲叫王景纯，是五代末年至宋代初期的一位高士。清雍正《山西通志》中有他的小传，说他是太原人，天会年间（957-973）从河南返乡，刚踏上边境时，恰逢北汉睿宗刘钧占据太原，他感叹说：“以区区一方拒天下兵，此危国也”。于是停止不前，被上党潞州（今长治）帅聘为幕僚。后来辞官不做，经常购买、抄写书籍，晚年藏书达数千卷。北汉灭亡后，成为宋人，宋端拱年间在河南开封去世。

北宋元祐年间曾任长子县尉的邵伯温，在自己的笔记著作《邵氏闻见录》里记载了一则王景纯和王曙父子俩的逸事，说自己在长子县做官时看到西寺中有王文康公祠，寺中的老僧对他说：“文康公之父，邑人也，以教授村童为业。有儿年七八岁，不能养，欲施寺之祖师。祖师善相，谓曰：‘儿相贵，可令读书。’因以钱币资之。是谓文康公。后公贵，祖师已死，命寺僧因祠之。”王景纯应该是辞官之后，到长子隐居的，从老僧的叙说中可以看出，王景纯在长子隐居的时间应该还不短，时间长得都让大家把他看成“邑人”，即长子同县人了。在长子隐居时，王景纯当起了私塾先生，虽然有文化有声望，但因为家中贫困，王景纯想把已经养到七八岁的孩子送到寺里，寺里的老和尚善于相面，对王景纯说，你的儿子生了一副富贵相，可以让孩子读书，并拿出钱来对他进行资助。这个孩子就是文康公王曙。后来，王曙做官显贵后，寺里的老和尚已经死去，他便命寺里的僧人立祠纪念他。

接着，邵伯温在文中介绍了王曙的家庭情况，说他是寇莱公，即寇准的女婿，居住在洛阳陶化坊，到他生活的年代洛阳人还说那里是西州王相公的住宅。王曙在诗中说的“头陀碑”指的是现在还保存在法兴寺，由王景纯撰书的《潞州长子县慈林山广德寺碑铭并序》，序中说“慈林寺者，大魏神鼎元年之所建也，实以地压名山，境多幽趣，光铺五色。庆云东而照灼，影叠千重；伞盖西而掩映，地灵稼稔……又县案图云，唐上元元年十月六日，敕以慈林寺额改广德寺额。”该碑不仅文辞华美，而且记述了法兴寺的沿革演变，是一通研究法兴寺历史的重要碑刻。

王曙有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叫王益柔，官也做到了龙图阁直学士的位置，并且在当时就很有声望。现在法兴寺存有一通由王益柔撰文的石碑，碑为青石质，圆首，通高295厘米，碑首撰额“法兴寺新修佛殿记”，阳面文字行楷体，共17行，满行41字。碑文中除记述法兴寺的历史及新修佛殿缘由、规模外，还特别说道：“殿既成，使以书来请记，予以大父尝所游息，而先子诞育之地也。阅其书，不知涕泗之横集。”意思是佛殿修成后，使者拿着书信来请他写篇碑记，想到爷爷曾在那里寓居，父亲在那里出生成长，读着书信不禁痛哭流涕。

王曙为历史名人，清雍正《河南通志》记载：“王曙，洛阳人，端拱二年登第，位宰相。”尹洙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公讳曙，字晦叔，其先太原人……至公始葬先君河南，今遂为河南人。”龚延明主编《宋代登科总录》记载：“王曙，初名晓，字晦叔。本河中府龙门县人，徙居河南府洛阳县。”这些记载中无一处提到王曙的出生地，反而是王曙的小儿子在为法兴寺写碑记时，情之所至，无意中记下了法兴寺是他的“诞育之地”，堪称他的一份“出生证明”。

有意思的是，王曙一家与法兴寺的渊源到此尚未结束，就在王益柔为法兴寺撰写碑记三年后，王曙的曾孙王章也来到了法兴寺，在法兴寺寻根问祖之后，王章也留下了一首诗，全诗内容如下：

昔日吾宗居此地，别来岁月不知春。

问余今几重归里？一百年来第四人。

诗写得平白如话，却是句句如实记述。或许是王家四代人的故事感动了法兴寺的寺僧，抑或是这种缘分本身就足够精彩，王章是在元丰甲子（1084）年来到法兴寺的，在他离去近百年后，金大定庚子（1180）年，法兴寺主持也将他的诗刻成了一通碑。碑不大，青石质，呈正方形，长宽各43厘米，这通碑如今就镶嵌在法兴寺后院西配殿前廊南山墙内侧。

碑石上在诗前有三行文字，记述了诗的由来：“河南王公，讳章，字文甫，元丰甲子来此，躬谒公之诸祖，留诗二十八字，追念吾宗遗迹居此岁月”。诗后还有后记：“高祖太师大中祥符年中隐居是寺；曾祖枢密使同中书门下平章政事文康公天圣年中来此；叔祖龙图阁直学士太中大夫吏部尚书皇祐年中来此；章今来此”。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这首诗首尾两句的最好注解。

除文中所引用的几通碑外，法兴寺还有多通碑与王家有关，如果你有机会去法兴寺，在看过被誉为“法兴寺三绝”的唐石舍利塔、燃灯塔、宋塑十二菩萨像之后，不妨再静下心来，请张宇飞老师给你讲讲寺里的石碑，听听儿子给父亲开具“出生证明”的故事，从写满历史的碑石中去触摸一下王家几代人与法兴寺绵延百年的情缘。（陈慧岩）

原标题：法兴寺有块北宋名相“出生证明”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