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沁县漳河神庙东院正殿的前墙上，镶嵌着一通青石质石碑，碑纵62厘米，碑横56厘米，碑上的字体只有两厘米见方。与竖立在正殿暨厢房前的几通石碑相比，这通嵌在墙上的石碑一点也不起眼。笔者也曾数次到过漳河神庙，但都未对这通碑进行细读。近日，在沁县漳源镇漳河村举办第六届“源·缘·圆”民俗文化旅游节期间，再游漳河神庙，细读这一“不起眼”的碑石，才发现这通碑大有来历。

图为：漳河神庙远景图

漳源记

公讳䳟，字鸣南，号漳源。起丙戌龚用卿榜进士，擢江西道御史。寻掌京畿道，升大理寺寺丞，进阶奉政大夫，奉命待用，惜正寝终焉。

夫漳，何水也？昔神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底绩覃怀，至于衡漳，则漳其大川也哉！

沁州张子鸣南，即漳上游以居，故自名漳源。予闻之君子曰：百川学海以至于海，海中浮澜江，外环大瀛。沟浍无本，方盈即涸。呜呼！至漳之为水，源泉昏昏然，故出于滑山大龟谷，经流阜城，踰碣石北入河而于海，而注之三江，同汇九泽，合流四渎，并衍有本者，固如是耳。天下之道，有本者，达源泉之谓也；无本者，竭沟浍之谓也。是故君子洗心，以涵体澄性，以融泽源。斯渊焉，川斯逝焉，由是而之也。其泄之量则澄之而不清，淆之而不浊；其衍之用则渟之而不盈，瀹之而不涸；其节之激则历涉险阻，百折不回；其沛而为文则纡绮萦澜，一泻千里。至于泽人利物，井汲河润，其功之所㴉抑广矣。殆決乎其源，瀁乎其流也。

鸣南，积深而用溥，成章而后达，崇实而誉流。比德于漳，亦混混而不息者也。岂非纵望洋之瞩而博观澜之兴者乎？予于是而问津焉。

赐进士出身资善大夫钦差总制陕西三边地方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兰溪渔石唐龙记

翰林院修撰、庚戌状元小渔唐汝楫书

泰州同知弟张鹤、翰林院庶吉士河南道御史男张九功、郡庠生男张九思、九式、九仪、九德立石

碑文的作者是明代的唐龙，唐龙是明代的尚书。唐龙（1477~1546），字虞佐，号渔石，浙江兰溪人。明正德三年（1508）考中进士，初任郯城知县，后历任陕西提学副使、山西按察使、太仆寺卿等职。嘉靖七年（1528），以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诸府。其间奏请朝廷罢免淮西民户代养官马种牛，废除寿州正阳关榷税，免去通州、泰州虚田租及漕卒船料，当地民众深感其厚德。之后调任左副都御史，吏部左、右侍郎，总摄铨事，任职期间秉公办事，不讲私情。嘉靖十一年，陕西出现大饥荒，蒙古的吉囊、俺答二地民众自河套涌入陕西，延绥告急。唐龙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军务兼理赈济，到任后奏行救荒十四事，使饥荒得以控制，又用总兵官王效、梁震率兵击退入侵的蒙古二部。在陕西立功后，唐龙改任刑部尚书，任满加封太子少保，后又起用为南京刑部尚书，调吏部尚书，因有边警又改兵部尚书，到边设防缉奸，致敌远逃，加太子太保转任吏部尚书。随后唐龙身体有病，三次请求皇上批准回乡休息，因言辞过激惹恼皇帝，又因弹劾别人而被罢黜为民，在返乡过程中出都门三十里卒于旅舍。数年后，诏追复原职，赠少保，谥文襄。著作有《易经大旨》《群忠录》《渔石集》。

碑文的书丹者是唐汝楫，这人的名气更大，他是唐龙的儿子，是明代庚戌科的状元。唐汝楫(1514～1597)，字思济，自号小渔，浙江兰溪人。出身望族，为唐龙的次子。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唐汝楫利用父亲的名望与关系，依附严嵩，得庚戌科一甲一名进士（状元）及第。初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右谕德(或日太仆寺少卿)。仕至左春坊谕德，为皇太子朱载垕讲课。嘉靖四十一年（1562）严嵩倒台，唐汝楫被罢官削职。隆庆元年，皇帝朱载垕为平反，“特授奉常，宠赉银币”。晚年自称白云、紫霞二洞主人，终日与田夫野老对谈。万历二十五年卒，终年八十四岁。著有《玉堂集》《小渔遗稿》。这一碑文中的字体，是明朝盛行的馆阁体，其用笔节奏感很强，起笔、收笔和转折处技法娴熟，用笔以方为主，使笔画于宽博中见挺拔，尚有几分唐人欧、褚的气度。碑文中个别字时出行书笔意，使端严之中有灵秀蕴藉之气。整幅作品端庄秀气，不失为书法中的精品。

碑文是写给张䳟的，也是赞美漳河源头的。张䳟（1502～1545）字鸣南，号漳源，出生在沁州，沁州是浊漳河西源的源头。文章写张䳟“积深而用溥，成章而后达，崇实而誉流。比德于漳，亦混混而不息者也。”张䳟是明代开国158年后以进士起家于沁州的第一人，官拜奉政大夫、大理寺右丞。张䳟少年时期就文才出众，在河汾书院（晋阳书院的前身）名列前茅，受到多位山长的赞扬。张䳟在丙戌科 (1526)荣登进士，初授河南府推官。在任期间严明刑法，谨慎处理狱讼之事，这在当时连年老的官员都做不到。刚二年，就得到了三个巡抚的共同推举。张䳟的父亲张好古，在官邸去世，但是张䳟没有钱给父亲买棺木，知府范君为其代买棺木，才得以埋葬。张䳟在丁忧期满后，补任衢州府。其时张䳟年富力强，虽政务繁杂，但凡事当机立断，做到公平公正。之后，张䳟又经举荐官拜江西道监察御史，为中央提出“经略七边封事”,被皇帝予以采纳。嘉靖十二年巡按甘肃，发现太平时日武备松弛，就鼓舞校阅激以忠义，乃至军声大振。后来弹劾刘文等发现强虏不管不报的官员，对贪官时陈也进行上奏让其获罪，在巩昌挖井数十眼解决了当地吃水难的问题，修复了太昊庙,补充了祭器。嘉靖十四年，张䳟巡按山东，在会城建起湖南书院，立石发令禁止泰岳地区舍身投崖的陋俗,开辟胶莒等地荒地数百顷。嘉靖十九年，张䳟转升大理寺右丞，审查死刑犯公正无私，无所回避，皇上赐其羊酒慰劳。任职大理一年就因疾病发作请求回乡,卒于家第,年仅四十四岁，闻者莫不痛惜。所著有《东巡集》及《遗文》八卷。张䳟被沁州崇祀为乡贤，明前乡贤碑记中载有“按甘肃而振励边藩，巡齐鲁而激扬文士。秉公执法，朝野著闻”的颂词。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块碑文的作者是明代曾任刑部、吏部、兵部三部尚书的唐龙，书丹是唐龙的儿子、明代庚戌科状元唐汝楫，文章是写给沁县籍的明代大理寺寺丞张䳟的。这块碑出自这三个人，可以说是文绝、书绝、事绝，是货真价实的“三绝碑”了。

这样一块极其有价值的石碑，为什么没有被人发现和重视呢？笔者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这块碑碑身小，字体也小，还不显眼，不好辨认，不像竖立的石碑一样引人注目，以致到漳河庙里游玩的人们不太注意。二是流传有误。清代印行的三部《沁州志》，均未收录这一碑文。在梁晓光先生主编的《沁州碑铭集》一书中，虽收录有这块碑的碑文，但原文是早年原县志办的张正老先生抄录的，其错字、漏字较多，没有前记和落款，且在附注中误写为“唐汝撰写”，把张䳟误写为“张鹏”。在2021年出版的《长治历代文存﹒沁县卷》也收录有这一碑文，但也是源自《沁州碑铭集》。　　　　　　

沁县漳河庙建于元代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初建是为 “通玄庙”。明初，“通玄庙”改祀为“漳河庙”。明万历年十二年（1584年），漳河庙重修，大殿更换部分梁架斗拱。清乾隆十年（1745年），增修东西厢房，立碑“增修通玄先生庙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光绪八年（1882年）分别重修漳河庙。明清两朝的大修，都有碑文记载，但都没有这通“三绝碑”的记载。关于这块碑刻的制作时间，碑中并没有落款。但碑中有“翰林院庶吉士河南道御史男张九功”的字样，故其勒石应该在张䳟的儿子张九功升任河南道御史之后，大致在1556年以后。而此时碑文的作者、唐汝楫的父亲唐龙已经去世十年，文中歌颂的张䳟也已经去世十一年。唐龙和张䳟的交情与友谊，可能是师门关系，可能是在唐龙总制陕西三边地方军务、张䳟巡按甘肃期间产生的，也可能是在唐龙官拜尚书、张䳟任职大理寺期间形成的。唐龙比张䳟大25岁，二人相处应该是忘年交。唐龙职高位重，给张䳟写出赞美的文章，肯定是张䳟才学出众，让人生爱，以致让唐龙高看一眼，厚爱有加。张䳟去世八年后，其长子张九功，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又中进士，初选翰林院庶吉士。这期间的张九功，应该与上一科（庚戌科）的状元唐汝楫，都供职在翰林院，二人又是世交，交情肯定非比寻常，张九功后来请唐汝楫将其父亲唐龙的文章写成碑文，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张九功进士及第初选庶吉士，后任河南道御史。庶吉士一般为期三年。张䳟和张九功父子二人，一个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一个任河南道御史，沁县人引以为荣。碑文写好后，张䳟的弟弟、泰州同知张鹤，张䳟的五个儿子，共同将其勒石成碑。碑中落款有张䳟的五个儿子九功、九思、九式、九仪、九德，但在张䳟的墓志铭中，张䳟只有九功、九思、九式、九仪四个儿子，九德是遗腹子还是从子或义子，今天不得而知。

漳河庙的这通“三绝碑”，为这座庙宇增添了浓厚的地方文化，对研究碑刻、书法、职官等均有一定的价值，今后必将成为游人关注的重点，也一定能够吸引更多的游人。（王向明）

原标题：沁县漳河神庙有块明代“三绝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