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江西，翻阅江西的历史，翻阅潞州商人在江西生存、经商的历程，发现他们的行径轨迹是非常艰辛的，也是让人敬佩的——哪里只是“走西口”那么简单，生活坎坷、历经磨难、多次迁徙、颠沛流离，可以说“只要有麻雀飞经过的地方你就能见到潞商们的足迹”。江西的“客家”人、景德镇的长治人，可称为潞商的代表人物。

追本溯源“客家”人，我们在“客家”的《钟氏族谱》《康氏族谱》《里村童氏宗谱》等祖辈遗存的谱牒文献里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唐宋元明四朝，几次朝代更迭导致纷繁战乱，民贫土瘠，稼穑尤难，为了谋生，先后有数十万的潞州人一批批离别太行山，告别漳河水，泪别土生土长的上党大地。有一丝的奈何谁能够离乡别土？又有谁愿意离乡别土？上党人做到了！只见他们扶老携幼翻山越岭徒步千余里，行程数月或数年，跨黄河过长江，客居闽粤赣三省交界，以江西为集中区。这其中当然也有来自中原其他地区的一部分迁徙者，从此江西有了“客家”这个民系，特别是明朝的几次上党大移民，江西景德镇的烧瓷窑户队伍里有了一个个的潞匠烧瓷人，浩荡的烧瓷队伍中出现了长治人的身影。

很难想象，也想象不出古潞州人哪里来得如此智慧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跋山涉水，寄宿这里，融入环境，发挥才智，站稳脚跟。此时，脑际里只有被他们数百年前的伟大迁徙壮举深深震撼。

步入江西省博物馆，巍峨典雅，坐落在滔滔不绝的赣江东岸、滕王阁之东南。主展厅二楼的“客家文化”，吸引着众多参观者驻足流连。大厅中央3米见方的“客家”源头地图，庄严醒目。9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版图上一支红色的箭头从“潞州”出发一泻千里步入江西，然后潞人们又分黎氏、狄氏、苗氏、童氏、周氏、钟氏、康氏、程氏、李氏、张氏、范氏各姓人马组成的“客家”大军，以顽强拼搏的毅力，勇敢开拓的进取精神，东西南北分布在了鄱阳湖四周、停留在了赣江两岸，烧窑之火燃在了景德镇。“客家文化”陈列文物实物中林林总总的《钟氏族谱》《康氏族谱》、订婚礼单、婆姨们的大襟衫、顽童首顶的虎头银饰帽等等，无不透露出“并州上党人迁徙江西”的历史信息。著名历史学家罗香林在其《客家源流考》中也认为：“客家先民东晋以前的居地，实北起并州上党。”

从此，潞州人在江西被称作“客人”，生生不息，繁衍生活。“客家”人不愧为“客家”人，只要有一线的发展空间，他们就不会放弃可能施展自己手艺的机会，景德镇烧瓷的窑户里自然也就少不了有手艺的“客家”潞州匠人。很古时就掌握了烧瓷工艺的潞州匠人们，为了吃口饭、赚些钱，特别是一支来自长治县八义窑的李姓、范姓陶瓷匠，将长治当地宋朝就开始烧造的“红绿釉彩瓷”釉料秘方献艺景德镇的烧窑者，将潞州烧造中国“红绿釉彩瓷”的先河“流入”到远隔千里的江西景德镇，祖祖辈辈言传身教的手艺就是长治陶瓷匠人能待在“瓷都”景德镇生存下去的最好资本。多少代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在这块神奇的陶土世界里一把泥土、一窑烈火地缔造出了几位像样的潞商人物，值得世人称道。明朝《里村童氏宗谱》记道：“童氏，名宾字定新，由（晋省）雁门迁浙西，又迁江右，为饶州之浮梁（景德镇）县人，童宾生于隆庆丁卯年（1567年）五月初二午时，祖匠籍，万历巳亥年（1599年）烧造御器，恐龙缸不成，将身赴窑。”《浮梁县志》对童宾的事迹直书秉记：“万历间内监潘相奉御董造，派役于民。童氏应报火，族人惧，不敢往，童毅然执役。时造大器累不完工，或受鞭笞，或苦饥羸。童恻然伤之，愿以骨作薪，乞器之成，逐跃入火，果得完器。”一位32岁的烧窑壮汉，为成全朝廷的瓷器贡品，纵身投入火窑，留下的是幼子童儒寡妇刘氏，留下的是景德镇御窑边的一座“童宾神庙”，留下的是晋商大无畏的敬业献身精神。杨梦龙，字文田，祖籍长治壶关，明万历丙午（1606年）举人，先是任文安令。为修九江下流堤岸，带领工匠身先士卒、鞠躬尽瘁，筑坝几载，其堤遂固，晋封江西道御史，堪称长治人的楷模。吴十九，壶隐道人，明万历年间景德镇烧窑名家，方圆百里尊称“壶公窑”，到吴十九这一辈时，吴家已是祖祖辈辈烧窑十九代，手艺不传异姓。人们问他姓氏名谁，相传，壶隐道人自称不识文墨，但吴家始终不忘祖根在山西壶关，便说自己名叫“壶关”，江西客家人“壶”与“吴”“关”与“公”口音难分，故此，在景德镇烧瓷历史中，《陶说杂编》《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业纪事》几代陶书著作记载有大名鼎鼎的“壶公”传奇故事。明万历年任朝廷御史的樊玉衡也按捺不住对“壶公”制瓷的敬佩之情，赠吴十九诗一首：“宣窑薄甚永窑厚，天下驰名吴十九；更有小诗清动人，匡庐山下重回首。”明末，“客家”中的突出代表张齐仲，依然称得上潞商人物，他祖籍上党阳城人，到康熙十六年时（1677年），经过祖辈和他的不懈努力奋斗，已从景德镇小小的一个“窑户”晋升为“邑令”，还发号施令于烧窑工匠：“禁窑户瓷器书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损。”张邑令的人生轨迹被景德镇《邑志》记录下来。

窑工们的作品记录着历史，诉说着他们的劳动成果。最具说服力的还有瓷都景德镇匠人烧造的彩瓷实物，在江西省博物馆里陈列着“龙凤图香炉、缠枝莲将军罐、如意纹善财童子”三件明代中期烧造于景德镇的红绿釉彩瓷。稍懂些陶瓷常识者看了这些文物实物的典型代表器便可明白，不论是红绿彩瓷的二次烧窑工艺，还是器形、釉料，还是绘画手法、表现风格，同明代山西长治八义窑的红绿釉彩瓷器物进行比较研究，一看就是同出一辙，难分彼此。陶瓷专家们对此同样有着惊人的一致观点。江西省文化厅文物处20世纪70年代末编篡的《中国古代瓷器基础知识》这样明确记载：“彩瓷首创于北方，后陆续传到景德镇等南方窑厂，景德镇的制瓷工人吸收了北方的工艺技术，并加以综合改进和提高。”大量出土和文献资料显示，景德镇在元末之前是没有烧造彩瓷记录的。明初，朝廷初设专烧官府用瓷的御窑厂于景德镇，广招天下有手艺的瓷匠集结于此，只有这时在景德镇庞大的烧瓷队伍里才有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写照。然而，山西潞州的陶瓷匠人从我国北宋时就开始发明烧造了红绿釉的“彩瓷”。从时间上讲，北方磁州窑系的长治八义窑开彩瓷之先河。中国陶瓷专家冯先铭的《中国陶瓷史》写到：“景德镇的元青花作品是否有北方磁州窑系画工的劳绩，是个值得注意和探究的问题。”《古陶瓷》一书同样记载：“我国彩瓷起源于宋元时期的北方磁州窑系的红绿釉彩瓷。”《山西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华》明确提出：“长治八义窑烧制的红绿釉彩瓷，色泽鲜艳，笔意豪放，充溢着浓郁的民间艺术风格，是磁州窑系中名贵品种，为后世的彩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代蒙古人南侵进入潞州，连年的战乱，繁重的朝廷贡瓷，和成批成批的瓷器北上进入蒙疆，烧瓷的数量和品种一年胜过一年，当地的瓷土匮乏殆尽，致使窑工们苦不堪言，最主要的是窑工们的收益不足以养家糊口。金朝，长治人开始有了弃窑举家南迁之历史。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永乐六年（1408年）、正统十年（1445年）间的几次潞、泽移民大迁徙，再加上此时朝廷在景德镇的御瓷窑厂正好又急需有手艺的烧瓷匠，因此，长治没有断了去往江西景德镇的潞商陶瓷匠人。

落户生根在江西的“客家”人，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宗在山西潞州，明朝时，在江西的东部山区，由潞州来的“客人”干脆将自己的生活村落称作“长治”。清康熙六十年（1721年）其分支迁徒到台湾高雄“六堆”地区的一部分“客家”人也将他们的落脚地直接命名为“长治”，标示在台湾的版图上，年年举行“长治乡情会”至今不衰，以此表达世世代代不忘自己的祖宗在长治之思慕和怀念，同时也在纪念着“客家”人“敦亲睦族，团结协作，艰苦创业”的迁徙壮举。

数百年来，每逢春节除夕来临，“客家”人都将以家族的祠堂为集结地，祭天祭地祭祖宗，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少者数十人，多者数百成千人，祠堂里院落外一张张的酒桌，一群群的同姓族人，一遍遍讲述着祖宗的历史，一次次述说着一年的收获，然后，那便是将丰收后的一碗碗的米酒高高举过头顶，面向祖宗的牌位，干杯。特别是江西兴国县杨澄地方的康氏家族，祭祖的方式奔放、张扬、轰轰烈烈，从不掩饰，更不存在羞羞答答，完全喧嚣的是北方大汉们的张扬气魄。闹市里、田埂间、瓷窑旁，祭祖的队伍浩浩荡荡，声势浩大。有力的臂膀扛起祖宗“晋阳堂”的巨匾，披红挂绿，走村串巷，燃放鞭炮，敲锣打鼓，他们在大张旗鼓告知百姓自己经营的买卖生意的同时更期盼着列祖列宗保佑来年有个好的经济收益。肩膀上的“晋阳堂”巨匾宣告着自己的祖宗老根在长治。

无数个年轮、无数个除夕，江西的“客家”人就是这样一代代、一声声生生不息地高呼着一个声音：“长治人，客家人，原本就是一家人。”一直到如今，客家人的这种风俗相沿绵绵，经久不衰。

原标题：潞商客居景德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