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顺县文庙前的下马碑
发布时间: 2022-12-06   |  来源: 上党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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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秋,平顺中学校园里要搞点小建设。施工时的一个夜晚,挖掘机一铲下去,挖出了一通埋在地下的石碑。清理后,发现这竟是隐身了不知道有多久的平顺县文庙前的下马碑。

图为:平顺县文庙前的下马碑

下马碑在古时候一般为遵皇帝谕令,刻立在宫殿、文庙(孔庙)、重要人物宅邸或坟墓前。古代君主以儒学治国,以尊师为第一要义。所以明清时期文庙前东、西两侧,一般都有下马碑。

目前所知,最早的下马碑是立于金明昌二年(1191),金章宗诏令在曲阜孔庙前置下马碑,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文武官员、庶民百姓从此路过,必须下马下轿,以示尊敬,就连皇帝祭祀孔子也要下辇而进,可见孔庙的尊严。下马碑是一种谕令碑,即碑文等同于帝王口谕,是一种封建社会等级礼仪的象征。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有“过孔门者皆下马”之命。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皇帝下旨“饬谕官兵人民经过文庙务须下马,并禁学宫放马污践。”

下马碑

平顺县文庙的下马碑,就是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朝廷再次申令在文庙前左右竖下马碑之后,于次年立起来的。此事在清康熙版《平顺县志》中有记载:“康熙三十年(1691),奉旨,文庙外各立下马碑,现任杜公讳之昂,捐赀雇工,独力创建下马碑二座”。

在平顺中学建筑工地发现的下马碑,高2.1米、宽0.8米,右上角有一个约30厘米高、20厘米宽的缺口,好在没有影响到正面碑文。正面碑文楷书, 内容为“康熙三十年二月内奉旨:文武大小官员以及兵民人等至此下马。平顺县知县杜之昂立石”。

一般说到下马碑,很少有人说下马碑背面的内容,好像不存在一样,这种理解事实上是错的。平顺县的下马碑在后来当作一块石头使用的时候,不仅凿去一个角,还在背面的右半部分凿下去3到4厘米,使整块碑形成高低不平,类似一步台阶,给碑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坏。没有锻凿的那一部分可以明显地看到碑文,额题应该是六个字,遗留下来的一半可以辨认出“碑记”两个字。碑文的右边部分被凿去,左半部分残留可隐约认出“旨下马亦不许□,旨为事理乃”等文字。

平顺下马碑是在什么时间被重复使用,造成损坏的,现在无法做出确切的定论,可以肯定的是最近挖出时就是这样的状况。可幸也可惜。

立下马碑的知县杜之昂,河南扶沟人,是平顺县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名宦。一般人不了解平顺历史,也不会刻意去记忆一个平顺历史上的知县,但是走过长治到平顺高速公路的人大多会记得有一座杜公岭隧道。

杜公岭原名龙盘山,是阻隔在平顺县到长治市之间的一座绵延几十里的大山。在杜之昂来平顺上任以前,这里就有一条人行小路,尽管曲曲弯弯“崎岖异常”,因为距离最近,成为时人从平顺县前往潞安府的一条主要道路。杜公上任第二年,即“捐赀雇匠,煮粥供役”,将人行小道整修成了可通骡马的官道。人们为了纪念杜之昂的功绩,即把“龙盘山”改称为“杜公岭”。

杜公在平顺的功劳很多,对当时平顺教育基础和环境的改善及发展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为形成尊师重教的意识,于康熙三十年(1691)在平顺文庙前设立下马碑两通;为改善社会风气,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在平顺文庙与县治之间创建文昌宫一座;第三,为振兴文风,“广立义学,以教民间子弟”。

平顺新发现的下马碑,碑文显示立碑时间及立碑人和康熙版《平顺县志》记载完全符合,可以确定此碑就是原立在文庙前的下马碑无疑,可惜的是只找到了一通。

谁也没想到,这一通新出土的下马碑,在平顺县文化界引发了一起关于平顺文庙之争的公案。

文庙之争

2012年10月,平顺中学出版印刷了一本关于平顺中学校发展历史的志书《东藏学府志》。在书中扉页后便是“平顺学宫图”,之后为“序”,“序”后紧跟着的便是下马碑照片。然后在“概述”中叙述了平顺县学、东藏书院、平顺县立第一高小、平顺中学之间的关系和发展历程。其中非常详细地写了平顺文庙在明万历年间迁建的经过,明确说明了文庙迁建到的地方就是现在平顺中学这一块儿,原来的东藏寺东山脊。

当然,这不能空口白牙,信口瞎诌,还得找出些依据。书中尽管没有说直接物证就是在此地发现的下马碑,但如果不是在这里发现了下马碑,写起来估计也不会这样理直气壮。更何况,在康熙版《平顺县志》中还可以找到模棱两可的话语。

王升辇说:听说夏言最初设立平顺县的时候,规划建设北城在北山的山顶,东城在东藏寺东边的山岗上,并将南关全部包括进来。但因时间紧迫,便“芟烦就简”,建成了只有一条短短东西街道的小城。潞安知府刘复初精通风水,看了平顺县城布局之后,说整个潞安府八个县的风脉,平顺最好,如果北山建北城,东藏寺东建东城,将文庙修到“东城之脊”,不说秀才举人,就是状元也会有。暂将文庙改建到“东城脊”,风水这么好,在卯年肯定就有人中举。到了天启丁卯年(1627),石怀玉果然中了举人。

知府刘复初说将文庙修到“东城之脊”,平顺人就能考中秀才举人乃至状元;王升辇说将文庙改建到“东城脊”,在明天启丁卯年(1627),平顺青羊里人石怀玉果然中举。王升辇是谁?县志中为什么记录他说的话?

王升辇,平顺县王庄里人,清顺治七年(1650)岁贡,曾任宁武府训导、代州学正等小官。王升辇学习好,当老师收学生,成就也不小,就是参加“高考”一直落榜,参加九次秋闱,都没考上举人。但是他“性情温厚,气度端凝”,在地方上声望很高,名扬府八县。所以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知县杜之昂主持编修《平顺县志》的时候,就将王升辇的话记在了“县志”中。

知府刘复初说的“东城之脊”是指东藏寺之东山岗上,王升辇说的“东城脊”是哪里?这点是有疑问的,所以说“县志”中的话模棱两可。平顺中学在编纂《东藏学府志》时把王升辇说的“东城脊”自然认为是东藏寺之东山岗上,作为书证,又有下马碑作为物证,于是便有了文庙旧址在平顺中学这一块的说法。

《东藏学府志》之书一出版,平顺文化界便有人觉得书中所言不对,文庙不是在东藏寺之东。理由呢?

第一,平顺县城的文庙作为县城内较大的一组建筑群,位于现在平顺宾馆北楼位置,在二十世纪60年代才被完全拆除,许多老人还记得这事,肯定不会有假;第二,康熙版《平顺县志》中无论旧城图还是新城图,文庙均标注在县城东门之内,而东藏寺远在县城东门之外;三是,康熙版“县志”中《平顺县改建儒学碑记》记载,改建文庙之地,“东城垣右”“面对秀峰”“背依峻岭”“坐北向南”,这些条件并存,现在平顺中学这块地方不能完全满足。

如果平顺县的下马碑在平顺中学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发掘出来,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平顺文庙之争这件事。但是这通下马碑偏偏在平顺中学校园里的建筑工地被挖出来了,也很难说不是天意。

文化界人士推测,这通下马碑应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拆除文庙时,被运送到平顺中学做了门槛石,且根据实际需要被切除了一角。推测只是推测,不是事实,保不齐就是瞎推测,是错的。

不过,《东藏学府志》中直言“奉康熙谕旨在通往文庙的路口立康熙谕旨碑(民间俗称下马碑)1通”,也是罔顾事实,明明康熙版“县志”中确实记载为“创建下马碑二座”。

古时候的事,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可以的。如果有考古发现,那是最好的,但可遇不可求。更好的办法是去浩如烟海的古代历史文献中抽丝剥茧,慢慢探索,在不断地探索中发现。(马红星)

原标题:一通下马碑,引出的一起平顺文庙之争


[编辑:邢璐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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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顺县文庙前的下马碑

2005年秋,平顺中学校园里要搞点小建设。施工时的一个夜晚,挖掘机一铲下去,挖出了一通埋在地下的石碑。清理后,发现这竟是隐身了不知道有多久的平顺县文庙前的下马碑。

图为:平顺县文庙前的下马碑

下马碑在古时候一般为遵皇帝谕令,刻立在宫殿、文庙(孔庙)、重要人物宅邸或坟墓前。古代君主以儒学治国,以尊师为第一要义。所以明清时期文庙前东、西两侧,一般都有下马碑。

目前所知,最早的下马碑是立于金明昌二年(1191),金章宗诏令在曲阜孔庙前置下马碑,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文武官员、庶民百姓从此路过,必须下马下轿,以示尊敬,就连皇帝祭祀孔子也要下辇而进,可见孔庙的尊严。下马碑是一种谕令碑,即碑文等同于帝王口谕,是一种封建社会等级礼仪的象征。明宪宗成化十六年(1480),有“过孔门者皆下马”之命。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皇帝下旨“饬谕官兵人民经过文庙务须下马,并禁学宫放马污践。”

下马碑

平顺县文庙的下马碑,就是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朝廷再次申令在文庙前左右竖下马碑之后,于次年立起来的。此事在清康熙版《平顺县志》中有记载:“康熙三十年(1691),奉旨,文庙外各立下马碑,现任杜公讳之昂,捐赀雇工,独力创建下马碑二座”。

在平顺中学建筑工地发现的下马碑,高2.1米、宽0.8米,右上角有一个约30厘米高、20厘米宽的缺口,好在没有影响到正面碑文。正面碑文楷书, 内容为“康熙三十年二月内奉旨:文武大小官员以及兵民人等至此下马。平顺县知县杜之昂立石”。

一般说到下马碑,很少有人说下马碑背面的内容,好像不存在一样,这种理解事实上是错的。平顺县的下马碑在后来当作一块石头使用的时候,不仅凿去一个角,还在背面的右半部分凿下去3到4厘米,使整块碑形成高低不平,类似一步台阶,给碑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坏。没有锻凿的那一部分可以明显地看到碑文,额题应该是六个字,遗留下来的一半可以辨认出“碑记”两个字。碑文的右边部分被凿去,左半部分残留可隐约认出“旨下马亦不许□,旨为事理乃”等文字。

平顺下马碑是在什么时间被重复使用,造成损坏的,现在无法做出确切的定论,可以肯定的是最近挖出时就是这样的状况。可幸也可惜。

立下马碑的知县杜之昂,河南扶沟人,是平顺县历史上少有的一位名宦。一般人不了解平顺历史,也不会刻意去记忆一个平顺历史上的知县,但是走过长治到平顺高速公路的人大多会记得有一座杜公岭隧道。

杜公岭原名龙盘山,是阻隔在平顺县到长治市之间的一座绵延几十里的大山。在杜之昂来平顺上任以前,这里就有一条人行小路,尽管曲曲弯弯“崎岖异常”,因为距离最近,成为时人从平顺县前往潞安府的一条主要道路。杜公上任第二年,即“捐赀雇匠,煮粥供役”,将人行小道整修成了可通骡马的官道。人们为了纪念杜之昂的功绩,即把“龙盘山”改称为“杜公岭”。

杜公在平顺的功劳很多,对当时平顺教育基础和环境的改善及发展作出的贡献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为形成尊师重教的意识,于康熙三十年(1691)在平顺文庙前设立下马碑两通;为改善社会风气,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在平顺文庙与县治之间创建文昌宫一座;第三,为振兴文风,“广立义学,以教民间子弟”。

平顺新发现的下马碑,碑文显示立碑时间及立碑人和康熙版《平顺县志》记载完全符合,可以确定此碑就是原立在文庙前的下马碑无疑,可惜的是只找到了一通。

谁也没想到,这一通新出土的下马碑,在平顺县文化界引发了一起关于平顺文庙之争的公案。

文庙之争

2012年10月,平顺中学出版印刷了一本关于平顺中学校发展历史的志书《东藏学府志》。在书中扉页后便是“平顺学宫图”,之后为“序”,“序”后紧跟着的便是下马碑照片。然后在“概述”中叙述了平顺县学、东藏书院、平顺县立第一高小、平顺中学之间的关系和发展历程。其中非常详细地写了平顺文庙在明万历年间迁建的经过,明确说明了文庙迁建到的地方就是现在平顺中学这一块儿,原来的东藏寺东山脊。

当然,这不能空口白牙,信口瞎诌,还得找出些依据。书中尽管没有说直接物证就是在此地发现的下马碑,但如果不是在这里发现了下马碑,写起来估计也不会这样理直气壮。更何况,在康熙版《平顺县志》中还可以找到模棱两可的话语。

王升辇说:听说夏言最初设立平顺县的时候,规划建设北城在北山的山顶,东城在东藏寺东边的山岗上,并将南关全部包括进来。但因时间紧迫,便“芟烦就简”,建成了只有一条短短东西街道的小城。潞安知府刘复初精通风水,看了平顺县城布局之后,说整个潞安府八个县的风脉,平顺最好,如果北山建北城,东藏寺东建东城,将文庙修到“东城之脊”,不说秀才举人,就是状元也会有。暂将文庙改建到“东城脊”,风水这么好,在卯年肯定就有人中举。到了天启丁卯年(1627),石怀玉果然中了举人。

知府刘复初说将文庙修到“东城之脊”,平顺人就能考中秀才举人乃至状元;王升辇说将文庙改建到“东城脊”,在明天启丁卯年(1627),平顺青羊里人石怀玉果然中举。王升辇是谁?县志中为什么记录他说的话?

王升辇,平顺县王庄里人,清顺治七年(1650)岁贡,曾任宁武府训导、代州学正等小官。王升辇学习好,当老师收学生,成就也不小,就是参加“高考”一直落榜,参加九次秋闱,都没考上举人。但是他“性情温厚,气度端凝”,在地方上声望很高,名扬府八县。所以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知县杜之昂主持编修《平顺县志》的时候,就将王升辇的话记在了“县志”中。

知府刘复初说的“东城之脊”是指东藏寺之东山岗上,王升辇说的“东城脊”是哪里?这点是有疑问的,所以说“县志”中的话模棱两可。平顺中学在编纂《东藏学府志》时把王升辇说的“东城脊”自然认为是东藏寺之东山岗上,作为书证,又有下马碑作为物证,于是便有了文庙旧址在平顺中学这一块的说法。

《东藏学府志》之书一出版,平顺文化界便有人觉得书中所言不对,文庙不是在东藏寺之东。理由呢?

第一,平顺县城的文庙作为县城内较大的一组建筑群,位于现在平顺宾馆北楼位置,在二十世纪60年代才被完全拆除,许多老人还记得这事,肯定不会有假;第二,康熙版《平顺县志》中无论旧城图还是新城图,文庙均标注在县城东门之内,而东藏寺远在县城东门之外;三是,康熙版“县志”中《平顺县改建儒学碑记》记载,改建文庙之地,“东城垣右”“面对秀峰”“背依峻岭”“坐北向南”,这些条件并存,现在平顺中学这块地方不能完全满足。

如果平顺县的下马碑在平顺中学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发掘出来,可能就不会出现后来平顺文庙之争这件事。但是这通下马碑偏偏在平顺中学校园里的建筑工地被挖出来了,也很难说不是天意。

文化界人士推测,这通下马碑应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拆除文庙时,被运送到平顺中学做了门槛石,且根据实际需要被切除了一角。推测只是推测,不是事实,保不齐就是瞎推测,是错的。

不过,《东藏学府志》中直言“奉康熙谕旨在通往文庙的路口立康熙谕旨碑(民间俗称下马碑)1通”,也是罔顾事实,明明康熙版“县志”中确实记载为“创建下马碑二座”。

古时候的事,我们都没有经历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可以的。如果有考古发现,那是最好的,但可遇不可求。更好的办法是去浩如烟海的古代历史文献中抽丝剥茧,慢慢探索,在不断地探索中发现。(马红星)

原标题:一通下马碑,引出的一起平顺文庙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