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钢筋混凝土包围的小村庄；一座被现代气息裹挟的古庙堂；一处身披国字战衣，为传统呐喊、为艺术坚守的三间小房；一座尽显民间智慧，引专家惊叹、引世人称绝的艺术殿堂。

四百年来，这里香火不断，人流不止，儒释道三家文化在此交汇，普世价值与民间信仰在此交融，这里留存着堪称明代彩塑标杆的艺术珍品，这里也凝结着市井百姓世代沿袭的共同精神追求、情感归宿与文化源泉。

今天，我们将走进梁家庄，走进观音堂，一起话庙会、观庙堂，共同追忆民间习俗的承袭发展，感知民间信仰的汇聚流变。

话庙会

在长治市西北，毗邻高新科技开发区，有一个闻名全国的小村庄

梁家庄。相传，早年间洪洞县梁氏三兄弟举家搬迁，行至此地，见水土丰美、气候宜人，就此安家落户，繁衍生息。不曾想，这个外来的梁氏家族子孙延绵、人丁兴旺，梁姓渐渐成为村里的大姓，于是，这个小村庄便有了一个朴素的名字“梁家庄”。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关于梁氏家族何时何由迁居于此，已无从考证，可由他们参与筹资建造，为保佑村民平安顺遂、福泽绵长的庙宇——观音堂，却为我们窥探明万历年间上党地区的市井生活揭开了历史一角。

观音堂坐东向西，现存两进院落，建筑风格典雅，布局和谐，主次分明，错落有致。中轴线自西向东依次为山门、天王殿、香亭、观音殿，钟鼓二楼居山门两侧，另有左右配殿对峙，院内有一株千年桧柏，古木繁盛，灵气逼人。2001年，这里被国务院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据梁家庄观音堂观音殿镶嵌的两块石碑《创建观音堂宝殿记》《观音堂寺观用地买卖文契》记载，观音堂于明万历十年落成，其庙宇用地、建造、打斋等费用均为私人募捐所得，且施主名册以梁姓居多，可见观音堂最初建造，是为本村村民方便祭祀祈福、消灾解困、培植福报的自发集体行为。

寺庙落成，庙会应运而生。作为村民们最重要的节日，梁家庄庙会从最初的会期确定，到活动筹备都经过精心谋划、再三斟酌。因观音堂供奉的正主为观音，故特意择农历二月十九观音的诞生日，六月十九观音成道日、九月十九观音出家日这三个重要时间节点，由乡绅社首组织，每年开社三次。每每开社，必将举行隆重的祭祀祈福仪式，并邀请知名戏班为堂内神佛献戏，以祈求诸位神灵护佑。与此同时，小商贩也在庙外支摊搭棚，贩卖牲口、农具、布匹、鞋帽等劳作生活应用之物，也有搭火起灶、挑担叫卖的茶食摊，为前来赶会的村民、香客打打牙祭。

四百年多来，梁家庄庙会作为一代代村民共同的情感记忆被很好地承袭下来，流传至今。与最初起社的场面相比，如今的庙会规模已从当年的五天缩减为三天，庄严神圣的祭祀仪式也渐渐脱去其宗教意味，作为传统民俗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被完好地保留下来。此时的寺庙之外，再难听到骡马嘶鸣、杂耍卖艺的吆喝，村民们也再无须静等庙会的挑货郎以添置家用，但梁家庄人对过去生活的怀念，对庙会的期盼却一点儿未减。

经观音堂工作人员赵元忠师傅讲述，梁家庄至今还延续着一年三会的传统，庙会的祭祀仪式世代沿袭。以农历二月十九庙会为例，提前两天，农历二月十七晚上，村里将举行请神仪式，届时将在观音殿前的香亭排摆香案，请周边各方诸神前来庆贺，与此同时，庙堂外也搭起戏台，准备开锣唱戏。开戏前，剧团会请锣鼓乐师在香亭前上香、演奏，拜请堂内诸神到殿外看戏。庙会三天，戏要唱三天四晚。赵师傅说，原先庙会唱戏敬神都请落子剧团，20世纪80年代后梆子团来此表演的机会越来越多。

对于村里的老人来讲，庙会看戏则是他们一年当中最期待的时刻，尽管在电视机里天天都循环播放梆子、落子、鼓书、八音会等地方戏曲曲艺，但老人们还是喜欢三五相携，手拿小凳，坐在戏台前，听着熟悉的唱腔旋律，与老邻居聊聊他们年轻时的话题。现如今，音乐元素愈加丰富多元，艺术表现形式也愈加新奇多变，传统地方戏曲曲艺早已不再是大众生活的主角。当我们不断在为传统艺术的消亡担忧，为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急呼的时候，看着戏台前老人手里抱着、腿上坐着的小孙儿，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呢？

观音堂内原本有一座倒座戏楼，因诸多原因，曾遭拆毁，多年无力重建。2003年，经政府财政专项资金扶持，村民自发捐助，由市博物馆专人负责，在旧址之上重建山门戏楼，历时一年，戏楼建造工程顺利完工，此后，观音堂这个两进院落的庙堂便有了古朴气派的大门。考虑到戏楼特殊的历史文化价值，加之文物保护的需要，新戏楼自建成之日起，便很少使用，仅在正会当日上午，庙会组织者会选择场景小、参演人数少的折子戏在此表演，以此来表达梁家庄村民对传统庙会献戏风俗的怀念。

观庙堂

人民常说有“庙”便会有“会”，“会”因“庙”而生，笔者认为并非如此。据史料记载，观音堂实为村民自发建造，究其原因，除了明朝以来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传播与普及之外，更重要的是村民对神佛崇拜，对于个体精神寄托、心灵归宿等内在情感物象化需求的驱动所至。在民间祭祀活动规模化、常态化共识的驱动之下，梁家庄人产生了筹款建庙的想法，而庙会又是民间规模化祭祀活动的主要载体，因此，究竟是因“庙”而兴“会”，还是为兴“会”而建“庙”，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国宝观音堂堪称明代庙宇彩塑悬塑艺术的典型代表。在观音堂正殿的观音殿内，至今较好保存着儒、释、道三教人物塑像500余尊，其布局严谨、主旨突出、层次分明，有祥云、山石、亭台楼阁穿插其间，神话传说、历史事件也多有体现。如此之大的造像规模、如此精妙的彩塑、悬塑技法，真实反映了明代上党地区民间雕塑技艺极高的审美趋向与艺术造诣。故此，曾多次造访长治的中国著名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将观音殿文殊菩萨身旁的睡罗汉比作中国最美罗汉之一。中国著名美术史家、美术教育家，国际知名敦煌学者金维诺先生也在《中国古代佛雕：佛造像样式与风格》一书中多次提及梁家庄观音堂，并以“神态各异，顾盼如生”八个字来概括观音堂二十四诸天的艺术形象。

观音殿500余尊塑像均高低错落排列于三面墙壁、梁架、门窗等处，其巧妙的谋划布局，人物、情境、故事和谐交融的构造方式，极大彰显了建造者强烈的主观色彩与聪明才智。殿内造像大致可分为七个独立单元，首先是位于正中的主像——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其次是正中横梁上端的三教祖师像——释迦牟尼、太上老君、孔子；两侧佛台由下至上分别排列着佛家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十二圆觉；北壁第四层为道教人物故事；南壁第四层为儒教人物——孔门七十二贤；北侧门窗之上讲述的是明朝著名历史事件“土木之变”“南宫复辟”；南侧门窗之上则为道家八仙拜寿的故事与佛家唐王接经的传说。七个单元主次分明、错落有序，即突出了端坐正中的观音主像身份，又将“三教合一”的精神趋向展露无遗，整个彩塑群，处处可见社会意识、宗教信仰与民间需求的时代印记。

知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曾说：“中国近世的宗教转向其最初发动之地是新禅宗，新儒家运动是第二波，新道教更迟，是第三波，这是唐宋以来中国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自唐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发展急需相互融通、弥合矛盾，以实现自我升华；多民族杂糅的社会体系，急需树立同一普世价值观以解决文化冲突与民族矛盾，因此，明代“三教合一”观念的形成与普及，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需要，是宗教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需要。为顺应时代要求，主张“三教合一”的阳明之学在明嘉靖一朝被官学接纳，到明万历中期，“三教合一”思想浸染至社会各个阶层，而梁家庄观音堂便是在这一社会思潮的影响修建而成，它是当下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与市井百姓共同信仰追求的集中体现。

随着宗教信仰在底层社会的广泛普及，宗教世俗化的走向也愈加明显，细探观音堂造像，我们可深切感受到这一宗教特点。例如优雅贵妇般小憩的观音菩萨，头带明宫廷凤冠头饰的紧那罗王，胸佩璎珞、臂饰宝钏等女尊形象的出现，“周家样”浓丽丰肥、“吴家样”吴带当风等当下流行的中国传统美术技法及源自“五行”之说的“五色”技法运用，依照明朝宫廷服饰用色礼制为诸神衣着着色的设计，以及关公位列二十四诸天，历史事件“土木之变”场景展现，道教仙乐人物群像塑造等等，这诸多细节无一不体现着宗教造像对现世生活的还原，对中国传统美学观念的关照，对社会政治环境的关切以及对地方特色文化的展现。

位于南壁第四层的这组道教仙乐人物群像，据说是脱胎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党八音会。上党八音会是流行于山西省东南地区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它形成发展于元明之际，成熟兴盛于明末清初，由宫廷、庙堂、戏曲音乐和民歌小调而来，古庙会是其重要的演出场所。乐人的服饰也很特别，融入许多前朝元素，据说明朝取代元朝后，将缴获的部分前朝官服纷纷赐给贱民乐户，以示对旧王朝的蔑视。

观音堂造像好似凝固的社会风情画，生动形象的展现着明中晚期特有的主流意识、宗教信仰、艺术审美等领域的时代走向，梁家庄庙会好似流动的民俗风情图，鲜活真实地记录着普通百姓普世价值、市井生活、地域习俗的继承延续，它们像历史的镜子，印照着过去，也隐射着现在，让我们亲近历史，守护传统，珍视这份历史的馈赠，珍视这份属于我们的共同文化记忆。（来源：上党晚报）

原标题：梁家庄庙会：隐匿于华美艺术背后的民间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