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泉寺位于上党门左偏东200米处，寺中之池呈圆形，直径约43米(1500余平方米)。《上党寻笔·心水书院记》有：“寺之中有池，大不过三亩，深不过丈余，其水冬夏不涸，盖有源之水也。”文中又说：“自上帝、三皇，孔子以及有功德于民者皆祀之。”园内佛寺、神庙、书院、儒、释、道集于一体，其中的龙门、月宫还折射出了皇家和帝王的踪影。因为封建社会“龙”字是不可随意使用的，足见“圣泉寺”历史之悠长，但具体始建年代已无从考证。

公元707年，时任潞州别驾的唐明皇李隆基在潞州大兴土木时始建。因为上党是他的福地，由于上党对李隆基的发迹有着重要的作用，他对上党有着极为特殊的感情。他登上皇位后，就曾于公元723年（开元十一年），公元724年（开元十二年），公元732年（开元二十年）三次驾临潞州，察民情，抚疾苦，宴父老，赐粟帛，大兴土木，免除税赋。据传，李隆基曾将圣泉寺作为他会同僚，宴宾客，吟诗赋，交挚友的燕游之地。当然，传说归传说，推理归推理，目前尚缺少历史资料的佐证。

图为：上党门东边的圣泉寺

《心水书院记》为作者缪彤于1068年（戊申夏·康熙七年）抱病拜谒五台山，过上党而信宿于同榜萧来鸾任潞安太守时的“圣泉寺”中，因得到主人高规格礼待，聚会、交友、品酒、宴筵、吟诗、观览不暇，“遂退而为之记”。文中“君召僚属宾客宴于四有楼……左箴右铭，凭楼而望，尽收目中。”其时情景，场面盛况可想而知。

历世沧桑，圣泉寺几经兴衰。时至清康熙三年（1664年）萧来鸾到任潞安太守后，又对圣泉寺进行了修葺和扩建。寺中计有：圣泉大殿、六谕堂、四有楼、寿民阁、功过轩、八行亭、洗心亭、九思亭、吕祖庙、文昌殿、莲池书院、武曲楼、魁星阁、月宫、龙门、放生台、賑饥所等二十处。

作者以萧君不贪自有其功，而归之于神，称其泉为圣人兴，醴泉出，以彰显天子之美德，故复名为“圣泉寺”。又由于池外周为浅池，曾植有莲花岁岁盛开，故百姓更习惯称其寺为“莲花池”。

《心水书院记》作者对萧太守这个同榜多有溢美之辞，并效欧阳子之醉翁亭、苏子之喜雨亭，而借“圣泉寺”之楼台殿阁有感而慨，以感谢同年眷兄对己的热情款待之情。文中“出水于自然，而楼台殿阁人为也。人为者有限，而自然者无穷。君自有其无穷者，而顾仅区区有限者耶？甚矣，君之心有似乎水也。悯民之穷则有义田，救民之疾则有医药……，惟讲学则斯义已尽。甚矣，君之心有似乎水也，因名之曰心水书院。”

这也即缪彤对萧太守在圣泉寺建“心水书院”初衷的诠释和褒奖。又因圣泉寺历为讲学之所，教民勉为忠厚，耻为浮薄。左箴右铭，使父老申（明白）孝弟（悌）之义，子弟歌雅颂之诗。也是萧太守取名“心水书院”的主旨。

萧太守在潞安任职五年，康熙七年（1668年）晋升。顾贷接任知府后改为“五龙书院”，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知县吴九龄（潞安历久为府县同城）又改为“莲池书院”，直至宣统年间废置。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民国十八年（1929年），长治县有识之士陈慎德出资一万银元，在圣泉寺正殿后院修建了一座五间两层，名为“琅嬛福地”（玉皇大帝藏书地之意）的藏书楼，收书8700册，成为长治市第一座图书馆。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日军侵占长治后被征用。解放前夕，“琅嬛福地”藏书楼更名为“大众阅览室”，1954年又更名为“长治市图书馆”，直至1957年迁址到英雄街18号，改名为“长治市人民图书馆”。藏书楼移交于1955年成立的“长治市工人文化宫”管理。

据初考，圣泉寺中，或殿、或楼、或亭、或阁、或庙、或祠、或轩、或廊、或桥、或榭计有二十处之多，房厢组合超百余间。园林布局错落有致，曲径通幽。

萧来鸾在潞安任职五年，从规模上看，圣泉寺建筑既浩又繁，从时间上看，圣泉寺已形成完整的建筑群，绝非是一朝一夕、一朝一任可以完成的。另外，从莲池东岸两棵老槐树说起，老槐树学名为“国槐”，民间有神树之称。常言道：“千年松，万年柏，不如老槐树息一息。”可见国槐居树中长寿之冠。国槐属豆科乔木，有其独特的生长规律，即国槐在前100年属正常生长期，而100年后则进入了休眠生长期，也就是说，超过100年的国槐生长是极其缓慢的。如果以国槐主树干（距地面一米处）去判断其树龄的话，直径超过400毫米后，直径是多少毫米树龄就约为多少年。也就是说，莲池东岸的国槐，其树龄大约应该在1000年左右。

从萧太守在潞州任职时间与圣泉寺的建筑规模去分析判断，我认为他对圣泉寺作了修缮和增建还是比较客观的。再者，对于这样浩大的建筑规模，从构思到设计再到布局，乃至配套和完善，短短五年是远远不够的，单单建筑、园林所需大量资财来源这一问题，仅靠他一己之力也是不可能解决的。

《心水书院记》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政治色彩，“其名曰圣泉，又何也？池故称莲花，中多五色鱼，前此盈涸不时，自皇上御极，泉始渟泓。”是说，此圣泉在康熙皇帝登极之前，莲池水盈涸不定，是皇恩的浩荡才使池水开始集聚，泓深而稳定的。这种论点既无科学依据，更不能让人信服，其结果恰恰充分暴露了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们的媚态和奴性。所以文章对萧太守过度的溢美之辞和有意抬高也是值得商榷的。

作者借此文不忘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和对主子的神化，为他的同年眷兄树碑立传。当然，对于作者的文采还是值得肯定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作者为我们对“圣泉寺”的历史、建筑、园林、文化等多方位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最直接、最珍贵的文字资料和佐证。（来源：上党晚报 闲云）

原标题：上党门东边圣泉寺的渊源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