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上党区八义镇师庄村地域内或先后出现或同时并存有玉泉、上玉、下玉、南庄、师庄、西坪、董家坡等几个自然村落，关于该村地域何时出现人类踪迹，何时形成聚落和村落，各自然村分别于何时成村，因何得名，又于何时消失、因何消失？现今意义上的师庄村于何时出现，因何出现？以上问题，府（潞安府）、州（潞州）、县（长治县）志书均无确切记载。为此，笔者遍阅相关史料、探访耄耋村叟，大致得出以下结论：

师庄村历史久远，人类于此出现并繁衍生息的时间下限当在炎帝时期，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战国末年秦赵长平激战正酣时，师庄村域内当已有聚落成型，距今2200多年；秦汉至唐千余年间，该村地域内村落（聚落）如何演变，无考；最迟在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该村玉皇观一带已有相当规模的村落出现，名曰玉泉村；辽金至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间，现师庄寄宿制小学西南出现新村落，名曰下玉村，原玉泉村更名上玉村，南庄村也于此间形成；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之后，泽、潞两地无地农民移民迁徙至该村西北土崖一带筑窑而居，西坪成村；明弘治8年（公元1495）之前，上玉村更名为师庄，下玉、西坪消弭；明万历甲午年（1594）前二三十年间，南庄入并，师庄升格为镇；明末清初，董家坡成村；上世纪八十年代，董家坡最后一批农户搬迁至师庄村西，董家坡从此消弭。

（网络配图）

炎帝遗迹与师庄历史

“太行来脉中天近，炎帝神功万世尊”。

“岭限二郡，麓跨三邑，山高千余丈，磅礴数十里”的羊头山地处潞、泽两郡，长子、长治、高平三县（市）交界处。相传为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种五谷﹑尝白草﹑制耒耜﹑兴医药﹑制陶器﹑开日市之地，中国农耕文明滥觞之所。

《中国历代史话》在论述我国原始社会的发展史中指出：“新石器时代是伴随农业发展而开始的”。从我国黄河流域的地理条件和原始生产的技术条件可以确定，黄河流域靠近山麓的地带就是我国农业的最早渊源。以羊头山为中心的广阔地带正好具备这样的地理条件，这里也确实是黍、稷等农作物的主要产区。

史料考证，炎帝姓姜，姜表示其部落是以羊为图腾的母系氏族。而羊头山便以姜氏部落的图腾命名。

神话传说中“丹雀衔九穗禾坠地者，帝适而植之”的描述，和炎帝在羊头山种植五谷的记载如出一撤。

被称为汉族首部创世史诗、远古文化“活化石”的《黑暗传》在描绘神农氏炎帝于羊头山植粟的生产图景时说：“神农上了羊头山，仔细找，仔细看，找到粟粒有一颗，寄在枣树上，忙去开荒田，八种才能成粟谷，后人才有小米饭。”

在神农城东南200多米处的半圆形山腰，过去曾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上清化寺。该寺创建于北魏，初名叫定国寺，北齐改名宏福寺，隋末寺废。唐天授二年(公元691年)重建，改名清化寺，并立《重修清化寺碑记》。碑记有云：“此山炎帝之所居也。昔者摄提纪岁之后，燧人化火之前，穴处巢居，茹毛饮血，爰逮炎帝御宇，道济含灵；念搏杀之亏仁，嗟屠戳之残德；寻求旨味，以替膻腥；遍涉群山，备尝庶草，届斯一所，获五谷焉。记其神异，石类羊首，遂立为名。于是创制耒耜，始兴稼墙”。

北宋《太平寰宇记》曰：“神农尝五谷之所，上有神农城，下有神农泉。”

……

据此，我们基本可以断言：五千多年前，羊头山一带就是炎帝神农氏的祖源之地、发祥之地。也就是在这里，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种五谷、尝白草、制耒耜、兴医药、制陶器、开日市，开创了中国农耕文明。以羊头山为中心的方圆二三十里区域内现存的神农城、神农泉、神农井、神农庙、五谷畦、炎帝陵、炎帝中庙、炎帝行宫等遗址遗迹无不印证了这一论断。

因此，说地处羊头山南麓的“师庄村历史久远，人类出现并于此繁衍生息的时间下限当在炎帝时期，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当不是妄谈。

长平之战与师庄

发生在战国末期的长平之战，是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战况最为惨烈的著名战例之一。

公元前264年，秦伐韩野王城。野王降秦，上党道绝。郡守冯亭不愿入秦，请降于赵，赵王欣然接受。秦君为之震怒，遂命左庶长王龁率军于公元前262年再攻上党。赵遣老将廉颇镇守长平。秦军不断挑战，廉颇坚守不出，双方长久相持。秦军散布廉颇要谋反的谣言。赵王上当，派赵括取代廉颇。赵括轻敌出击，被秦将白起设伏包围，赵军粮道也被截断。秦昭襄王闻讯亲至河内，悉发15至60岁男子到长平助战。公元前260年9月，被围46天、草粮断绝的赵括走投无路，分兵四队轮番突围，终不能出。赵括被秦军射杀，四十万赵兵降秦。白起使诈，将赵降卒全部坑杀。

资料显示：廉颇率军进入长平战区后，大凡依次设置了空仓岭防线、丹河防线、百里石长城防线。其中百里石长城防线跟师庄关联密切。

这条防线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西起丹朱岭(长平关)，逶迤向东经南公山至羊头山，再经金泉山至陵川与壶关交界的马鞍壑(一作豁)。这条防线是廉颇构筑的关系到上党乃至大本营邯郸安危的最后一道巨防。石长城底宽约四米，隔段筑有堡垒，依山势绵延百里，只在中段有天然隘口故关（北口在今南宋乡关头村西），实为南北交通的必经之路，廉颇于此筑有城门与长城浑然一体。时至今日，羊头山以东的“百里石长城”仍依稀可寻可见。

师庄地处羊头山北麓，东隔八谏山与故关北口相望，西依羊头山水，北临北丹河，村域内土山丘陵、河谷平川曼衍相属……羊头山有险可凭，河谷平川则极宜大部队调度和粮草辎重运筹转输，河流可保大军无食饮之虞……故此，赵军才在村西南之高岗地上（现青岗、范家山二村之间）构筑了屯军堡垒（堡垒遗迹至今犹存）作为故关要塞的主要支撑。在此，有两个问题值得思索：

一是赵军构筑百里石长城及青岗、范家山堡垒乃至运送粮草辎重，有无征用附近聚落之民夫？二是所谓的附近聚落涵盖不涵盖师庄村的源头聚落？

答案可说是肯定的：

战国时期，全民兵役制通行于各国，甚至在敌国来攻、城池被围的特殊情况下，男女老弱都要编入军队御敌。长平之战爆发时，赵国有人口约250万，其中兵役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长平之战经年累月，加之战区远离赵国本土，邯郸至上党山路崎岖，故赵军役使上党乡民从事后勤转运，特别是役使关口一带的乡民构筑百里石长城及青岗、范家山堡垒乃至运送粮草辎重，就成为必然选择。

靠山而处、择水而居是人类由渔猎转向农耕的不二选择，古人一般会选择低矮的小山头以抵御自然灾害，这座山头还要靠近水源，以利于汲水。有河就有水，有河就有路，有河就有田……以此为标准，背山临水，土山丘陵、河谷平川曼衍相属的师庄村域当为古人定居农耕的必然选择。由此我们说：战国末期，师庄村域内必定已有相当规模的聚落出现。因村域历史上曾存在过的下玉、南庄、西坪、董家坡，甚至位居村北的南楼底、北楼底、张家沟，村西南的青岗、范家山、石窝沟等村，就“靠山而处、择水而居”之生存条件而言，与构成师庄村的主体村落上玉均没有可比性，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

最迟在战国末期，构成现代师庄村的主体村落——上玉村之源头聚落已经成型。

师庄成村与辖区变化

关于师庄村的前世今生，村民中世代口耳相传的说法是：玉泉村因泉而名，南庄因地处玉泉村南而名，下玉村形成后，玉泉村更名为上玉。那么，玉泉村究竟存在于何时？玉泉村何时更名为上玉的？上玉又是何时更名为师庄又为何改名师庄？

先来探究第一个问题。

《长治县志》载：师庄原名上玉村。北宋熙宁年间(公元1068～1077年)，村遭旱灾，饿殍遍野，村南庄的师阁老奏请皇上赈济乡里。村民为纪念师阁老功德，改村名师庄……

如此，又出来一个问题：在北宋熙宁年间，在上玉村和南庄村址上存在的两个村落，其称谓是否就是上玉和南庄？

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很简单：2008年10月下旬，在师庄村域西南发现一宋代古墓，墓内一罕见石棺被开启。墓志铭显示，该墓为夫妇合葬墓，墓主人姓韩，“上党隆德府玉泉村”人士，夫妇俩合葬于“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

这就说明，最迟在“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曾存在于师庄村域内的主体村落还叫玉泉，而非上玉。

因此，上玉村（当然也包括下玉）作为村名出现的时间上限是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以后。

公元1983年夏，师庄村村民李金贵在石窝沟一废弃古煤窑取水时，发现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刻勒的《乃赛后歌碑》一方，上刻七律一首：

神农遗迹在羊山，祠宇重修构此间。

经始灵台花灿烂，仍妆塑像锦斑蹁。

东南高压仙人洞，西北相连圣水湾。

缘事况今功力了，一章诗律记乡关。

诗后还刻有：“起盖都维：那苏夫人。潞州任城木匠张都料、瓦匠冯都料、塑匠张待诏。上玉村守庙人董忠。潞州上党县八谏乡辛兴村石匠任（听），男任兴、任义刊。时延祐元年岁次甲寅仲秋上旬毕。”该碑现存放于县博物馆。

由此看来，玉泉村更名为上玉村只能是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至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之间的事情。

师庄作为正式村名最早出现在明弘治八年由马暾纂修的《潞州志》第二卷“闾里志”里：“八谏乡，去城之西南，凡一十都，计二十一里。”“宝石都四里，凡三村：师庄、楼底、南庄。”

综上所述，我们大抵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北宋之前，存在于玉泉村址上的村落（聚落）名称无考；最迟在宋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玉泉村已经形成规模村落，南庄此时当业已成村；元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上玉作为村名已经出现，下玉当也已成村；明弘治八年（公元1495），南庄作为自然村依然存在，在此之前，下玉、西坪因所处之地多遭水旱之灾已并入上玉并合称师庄。

这个结论还涉及到西坪的成村时间，根据对该村落遗址的考察，笔者认为：西坪的成村，当是洪武二十一年八月（1388年）移民迁徙的结果。当时移居西坪的这些移民的祖居当为本省泽、潞两地。理由如下：

明朱元璋统一中原后，为恢复和发展经济，实行移民屯田制度。移民垦荒的原则是把农民从窄乡移到宽乡，从人多田少的地方移到地广人稀的地方。明政府曾有定制，对北方荒芜田地，召乡民无田者移民垦辟，每户给15亩粮田，又给3亩菜地，皆免3年租税；同时还给移民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据统计，从明洪武三年（1368）到永乐十五年（1417）结束，历经三朝总计50年，共移民18次，移民总人数达到近百万，被移之民晋南最多，其次为晋东南、晋中。18次移民中，唯有洪武二十一年八月（1388年）的移民迁徙，是动员山西泽、潞两地无地农民到一些闲旷之地定居开垦，其余的迁徙都是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大规模跨省定向迁徙。

师庄设镇与南庄入并

历史上，师庄曾经设镇，时间在明弘治8年（公元1495）至万历甲午年（1594）一百年间。有村西头牛王庙《重修牛王庙碑记》为证：

“镇西牛王庙未详其始。逮万历甲午垣墉尽颓，止存瓦砾。洛南幕董永宁兴其事，记僧真秀募缘修正殿四楹，东西如是，较前模为恢拓。则生员董闻其也，越一记馀，董永寿谋诸众,施丹为任，诸像俱新，供正后也。用者，僧如玉力也……”

如此，本文就必须对师庄是如何设镇的这一问题作出合理回答。

无商不成镇。宋以后，镇已经逐渐脱离驻兵戍守之地的基础义，成为县以下小商业都市的称谓。乾隆《澄海县志》说：“民之屯聚之所为村，商贾贸易之所为市，远商兴贩所集，车舆辐辏为水陆要冲，而设官将以禁防焉，或设关口以征税焉，为镇……凡天下县邑皆然。”亦即镇作为市场名称的基本涵义是设官管理。设官管理表明镇商品交换量比较大而且稳定，市场内需要一定的固定设施。

本村能在明弘治8年（公元1495）至万历甲午年（1594）一百年间设镇，这说明此间该村除已具备相当人口这一先决条件外，还具备车舆辐辏，为水陆要冲，远商兴贩，设官管理征税这几个要素。

先说人口。资料显示：明弘治八年，由师庄、楼底、南庄组成的宝石都领四里。明制一里标准为110户，四里即为440户，每户按5—6人计算，三村总人口不超2500人。南庄、楼底村小人少，各按500人计，其时师庄人口当在1500上下。考虑到明朝270年间人口波动极小的历史事实以及师庄与南庄屋舍相连这一因素，我们基本可以认定：在万历甲午年（1594）以前某个时间节点上，南庄入并师庄，师庄升格为镇，时年全镇人口在2000人上下。

再说道路交通。旧时，潞泽通衢官道纵贯县域南北，出县城（今长治市）由北南行，依次经苏店、韩店、官道、狗湾、八义等村镇，至西八村东南三岔路口，由此向南过关头出县界可抵高平达泽州，向西则通往长子。其中通往长子的这条官道沿北丹河西行至南楼底村西，而后沿地处师庄西域的羊头山水南行，过青岗、范家山，是当时本县通向高平的另一条官道。听师庄村多位耄耋老人讲述，旧时候，被三条交通要道围夹着的师庄村交通极其发达，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位居村西、沿羊头山水南行通向高平团池（现高平市神农镇）的这条官道车来人往，十分繁忙，所以村人才在村西羊头山水之畔开设起几家骡马大店，其中有两家一直经营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才关门歇业。

接下来说说远商兴贩，设官管理征税这个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设官管理征税的前提是有足够的税源，税源决定于远商兴贩，也就是繁忙的交易。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在师庄设镇前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远商冲何而来，市场上交易的主要是什么商品？答案是铁货。

资料显示：上党区荫城包括整个南部山区铁货生产历史悠久，产品声誉极高。至汉代，荫城的采煤、冶铁已初具规模。当时，上党设有铁官，荫城驻有铁商。明代，荫城制铁手工业发展迅猛。明洪武五年（公元1373)全国设立十三个制铁所，潞安荫城即是其中之一。当时，荫城周围一百三十二个大小村庄，村村有铁炉，人人会打铁，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毫无疑问，地处本县西南山区，东临荫城，村域内煤铁资源丰富的师庄必定位列这一百三十二个村庄之中。据该村多位老者讲述，那时候，村东的寺沟山即八谏山上经营有“老窑”，环村有六处炼铁场，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开设烘炉，最出名的产品是荷花钉和以及擦萝卜用的铁擦子。

结论是：明弘治8年（公元1495）至万历甲午年（1594）之间，得益于村域内煤铁资源丰富、位处交通锁匙之地之优势，以“万里荫城”为依托，师庄村的采煤、冶铁、制铁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呈现出商贩云集、车舆辐辏、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为管理征税，府县二衙将师庄升格为镇。

高边郎与师庄得名

探究师庄历史上曾经的经济繁荣、并村设镇，高边郎是个不容回避的历史人物。

关于高边郎，该村多位古稀、耄耋老者趋于一致的说法是：高家祖籍河南，幼时随父母逃荒落户至本村。高边郎本名高彦，他还有个弟弟名唤高博。高彦自幼聪慧好学且长于武学，考取武科功名后因戍边屡立战功擢升为护国边郎将（又说为兵部侍郎或户部侍郎）。之后，高彦利用职务之便将朝廷制造兵器的差事承揽到本村，感恩戴德的师庄百姓从此尊称高彦为高边郎。有一年，回乡省亲的高边郎在一个南蛮子的蛊惑下，发动乡里广修庙宇，一共兴建了20余座寺观庙庵堂阁。此时对高边郎信任有加的老皇帝已经去世。朝中政敌借此向万历皇帝参了一本，说他动用国库银两在家乡大兴土木……小皇帝大为震怒，一气之下将其错斩，并灭其满门。消息传到师庄后，高姓族人取“犯”之谐音纷纷改姓为范，为标示族姓本源，高家几代后人均将本姓作为名字的首字，如范高来、范高旺等。

错斩高彦未几，兵部侍郎王国干等同僚纷纷上书，向小皇帝陈述高彦以往的累累战功及其对大明朝的忠诚，这时候万历帝也渐渐缓过神来，明白自己错杀功臣了，于是下旨为其平反并赐与金头一个。高彦的尸体被送至师庄后，为防盗墓，仅葬礼就进行了七七四十九天，丧期每天出一口棺材。

高家祖坟地又叫寺家地、花墙子坟，此地相传为大安寺原址。高边郎出资广修庙宇时听从南蛮子“此处风水极佳”的蛊惑，将大安寺迁到了村东的寺沟山，也就是八谏山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村集体曾经在花墙子坟开掘过一座坟墓，挖开封土，下面是空穴；再往下挖，则是由齐整的砂石条砌墙拱券的巨大墓室，墓套墓，棺套棺……那些棺材都是用上好的楠木、柏木做成的，形体硕大，一米多高、八寸来厚，后来，村集体就用这些木料做了好多木厢 （底小口阔的四棱台木器）供“大食堂”盛放米面使用。从墓室挖掘出来的墓志铭、陪葬器物、衣物等被人送到玉皇观，满满摆放了半个院子。后来那些黄色绸缎衣服被民兵扯成布条擦了枪，陪葬物及墓志铭不知所踪。

如果能够证明以上说法确为信史，对撰写该村明代已降的历史演变，特别是对搞清师庄建镇背景无疑会大有裨益。在笔者多方查证未实，寻找相关史志、家谱、碑刻、墓志未果的情况下，所幸还是采访到了如下事实：

该村八旬老者张天星说：他是个木匠。大跃进“吃食堂”末期，大概在1960年或1961年，一天晚上，振鱼（村民）提着马灯来找他，说是东街的保旺、保贵让他去一个墓葬开馆。来到墓地后，借着马灯昏暗的灯光，他发现那墓葬共分上下两层，券砖的上层墓穴是空的，拱顶至地面有二尺多厚的土层；再往下，又是一个墓穴，砂石条拱券。从仅容一人进出的口子进入下层墓室，满眼都是摆放得密密麻麻的大红棺材，最少也有十几口。要他开启的是其中最大的一口。那棺材是棺套棺，外面的一层已经有些腐烂了，棺材与棺材的夹层塞满了木炭。里层那口棺材合口时并没用铁钉，用浸透皮胶的小布（土织棉布）从上到下裹了个严严实实，裹了有两三层小布。当时，已经有人用撬棍从棺材的小头戳了个孔，伸手进去，脱掉尸体的袜子，用手一摸，尸体的脚趾头还是软的。将棺材顶盖打开后，只见棺材内四壁用松香和黄蜡涂了能有一指厚，把水灌到里面肯定也漏不了；尸体身穿黄袍，脸色黑紫黑紫的。之后，身边有两个人伸手扶住尸体说：“老人家，起！”结果尸体的头就掉了。当时墓穴里有墓志，记得当时身边识字的人说，这里面葬的是高博，距离当时已有370多年；金圪脑也没找到，只找到一具大烟圪芦（吸食鸦片的烟枪）。至于该墓穴是否是墓套墓，因为害怕，就没敢看。

75岁的李德珍说：文革初期，他在浮山县砖瓦厂工作，闲来无事喜欢到新华书店看书。有一次，他在书店翻看到一本名叫《大红袍》的书，是写海瑞的。记得在这本书里，海瑞曾说过一句话，嘉靖皇帝最信任高边郎……

两位老者之言无不佐证了在该村广泛流传的高边郎其人其事的真实性。试想，既然高博确有其人，高博头颅被斩确有其事，那么高彦其人其事就不是空穴来风。从发掘高博墓的1960年或1961年前推370年，正是明万历十九年前后。高彦以武科功名入仕，最后因战功被擢升为护国边郎将或兵部侍郎，按常理推断，怎么也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因此我们不妨将高彦、高博被斩时的年纪设定为50岁到60岁，那么擢升高彦为兵部侍郎的老皇帝就正是《大红袍》里所写到的明世宗嘉靖。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高彦因戍边屡立战功被嘉靖皇帝擢升为护国边郎将或兵部侍郎后，他就把朝廷制造兵器的差事承揽到师庄，有力促进了该村经济的发展，并使该村一度呈现出采煤、冶铁、铸造、制铁业兴旺，商品交易繁忙，乡里富足，百姓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考虑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与万历甲午年（1594）中间只间隔三年，所以师庄由村而镇的时间只能在高边郎生前的三二十年间，或者直接可以说，正是在高边郎的授意下，府县二衙才将师庄升格为镇的。

最后再说说董家坡。

董家坡地处师庄西域，玻璃山、帽顶山东麓，现存屋舍多属近现代建筑，且构建简陋。现年66岁的村民董茂林说，董家坡缺水，吃水需要到长子境内去挑。他们家是从董家坡搬迁到师庄的第一户，时间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他爷爷花了200块大洋，从一户抽烟片的人家手里买到了“小八旺院”最里面的一院房子。像董茂林家的这种搬迁一直持续了几十年。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集体在师庄西村口为董家坡最后几家农户批了宅基地，这种搬迁才全部结束。

根据上述情况，参考万历甲午（1594）至崇祯丙子（1636）年间多位颇有身份的董姓村民曾募资增建、修葺村西头牛王庙的史实，对董家坡何时成村、如何成村这一问题，我们大致回答如下：

历史上，董家坡一带的田产权属归世居本村西五社的董姓旺族所有。明末清初，董茂林的祖上分得该产，为耕作方便，始举家搬迁至董家坡一带筑屋定居。

原标题：追根溯源说师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