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大地上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1942年秋冬，日寇九路围攻沁源，掠夺了这座美丽而古老的城镇，此后两年多时间沁源处在日寇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统治下。地处太岳山麓的沁源县西部地区气候寒冷，那里的人们为了生存，祖祖辈辈种植莜麦和土豆等耐寒作物维持生计。这一带种植最多的农作物是莜麦，莜麦具有“抗寒耐瘠、省水省肥、日照时间长”的特性，它是西部地区人民群众必不可少的重要食粮。因莜麦种子需要事先用烧酒浸泡之后才能下种成活和提高产量，所以酿造烧酒是莜麦种植的重要环节。疯狂的敌人将太岳行署在郭道、沁源城关开办的两处酒店全部烧光，致使西部地区群众种莜麦没酒拌种，无法下种。

对于敌人的恶行，沁源人民没被吓倒，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屈不挠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寇。为了解决群众的困难，鉴于西部地区群众下种的紧迫问题，沁源南北两县政府领导（南县县长王利宾、北县县长侯振亚）将生产烧酒的任务交给了时任县政府供给处秘书兼生产社副经理——父亲董明甫。父亲承担了这个重任，面对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充满了信心。首先召集同他共事多年、具有丰富酿酒经验的定国、梅作家、王喜珍同志一起研究磋商烧酒之事。他们把酿酒地选在郭道，并决定先在城关、郭道两地寻找、收集被敌人烧毁酒店掩埋在土里的酒渣原料，再召集人员进行生产。

说干就干，父亲一行先赶到郭道，当时因郭道村大部分群众在外躲敌逃难，村上人很少，又无房可住，离敌区二十公里，加之没有烧酒基础设施，于是他们自力更生，因陋就简，迅速开始了准备工作。首先是兵分两路，一部分人由梅作家负责带人寻找、收集酿酒料渣；另一部分人用敌人烧毁的旧木料和砍来的松树枝搭建工棚。外出人员东奔西跑，把寻找收集到的酿酒料渣进行了清点，低价买下，并用县政府抽调出来的两头骡子运回郭道酿酒地。留在家的人员除筹备搭建工棚和东奔西跑借工具外，还到处寻访聘请城关、郭道两地酒店及社会民间酒坊具有专业生产经验的师傅十余名。经过大家齐心协力地工作，基本条件已具备，于是在太岳烽火燃烧之地开始了烧酒生产。

他们一边抓紧时间烧酒，一边还要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就这样提心吊胆、躲躲藏藏在郭道四十天后，还是决定撤离此地，搬回城关附近重建生产基地。转移时，全部人马将生产设备化整为零，用担子挑、骡子驮，沿着崎岖的山路往城关撤。到达城关后，镇政府选择了一处离城不远，相对比较安全的小村庄，基本就绪后，大家仍旧搭工棚、安装设备，支锅灶开始生产。与郭道情况不同的是，敌寇白天扰乱，无法正常生产，只好晚上挑灯夜战，白天上山休息。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他们完成了两县领导交给的生产烧酒任务，烧好后的酒陆续分到西山地区莜麦种植户家中。经核算，还盈利了小米60石。经县领导研究决定，继续搞烧酒事业，由县生产社统一经营，并利用这部分资金在郭道开设磨坊、上庄药房（经理张昱），以方便住地群众兑米面和看病用药，以及机关食堂生活调剂。

父亲董明甫和他的同事们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苦。他们首先遇到的是吃住问题，当地区政府和村公所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援助。他们自己在山上寻找些野菜、果子，解决了吃饭问题，晚上上山时从地里捡一些玉米秸秆、谷草之类的干柴铺在山上的石板上，顶着呼呼的寒风露宿休息。如遇雨雪，大家躲到岩石下以谷草遮蔽。其次针对设备陈旧、技术水平低、工艺落后、劳动强度大等问题，父亲虚心请教并征求老工人的意见，在同他们研究切磋的过程中，集中大家的智慧，不断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随时掌握酿酒环节生产情况，改进酿酒生产工艺和设备，使烧酒质量不断提高。尽管当时面临重重困难，大家毫无怨言，为了抗击敌寇，在时间短、任务重的情况下，大家表现出了异常高涨的热情，起早摸黑、夜以继日埋头苦干，完成了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

历经两个多月的烧酒奋战，他们不仅解决了西部地区群众迫在眉睫的莜麦下种问题，而且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由于成绩显著，当时县委、县政府召开表彰大会，表彰了他们的事迹，并给父亲记大功一次。

1945年快到春耕时，中峪村敌驻军撤回城关，县政府决定利用生产社资金，将中峪村生产社酒坊（分社经理郭岱）压到土内的酒渣雇佣畜力车运到柏子，在郭保和开办的酒店扩大生产，建立烧酒生产基地，方便西山地区群众拌种用酒。南北两县合并后，郭道街面上的房子改为郭道酒店，郭道酒店仍由孙定国负责，柏子酒店由王廷楷负责，城关酒店由郭保和、梅作家负责，这三处酒店统一由县生产社经营。

1946年，为了适应解放战争的需要，增加当时财政收入，繁荣市场经济，太岳行署决定成立“酒业管理处”，统一管理酒业产供销，县政府根据上级通知，将城关、郭道、柏子三处酒店移交行署酒业专卖处。（董彩萍 董玉水 董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