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李立功
发布时间: 2021-01-27   |  来源: 《党史文汇》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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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抗日革命斗争

李立功1925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山水村。在他上小学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北平“一二·九”运动、省城“一二·一八”运动和县城的抗日救亡活动消息传到他的家乡,年少的李立功从中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蒙。卢沟桥事变后,面对国土沦丧的危机,面临做亡国奴的危险,耳闻八路军在山西的战斗,李立功萌发了强烈的抗日救国想法,迫切希望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批抗日组织和武装进驻交城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起5支地方游击队。其中,战动总会干部教导队队长周平(中共党员)带领由干部训练班第四期学员组成的游击干部大队部分人员,在交城、文水、汾阳山区组建起游击大队。战动总会游击第一支队活动在交城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和扩军整编。牺盟会太原中心区领导机关移驻交城山区惠家庄、会立等村。交城县抗日政府也在东社村成立。众多抗日组织和武装进驻交城山区,使这里成为晋西北南部抗日斗争的中心,也成为晋中地区和太原一带抗日斗争的后方。抗日的号角唤醒了民众,也为李立功参加抗日工作提供了机会。1938年3月,年仅13岁的李立功在家乡参加了战动总会游击第一支队,成为一名“小八路”。

李立功参加游击队后,由于年龄小、个头低,队领导没有安排他上前线,而是让他做一些后勤、杂务工作。1939年3月,他参加了牺盟会交城分会在柏叶口村举办的各行政村牺盟会干部训练班。训练结束后,他又被派往牺盟会太原中心区干部训练队学习,而后被派往交城三区,担任牺盟会交城三区协助员,成为一名抗日干部。

李立功到三区工作后,满怀抗日热情,走遍了交城西冶川、原平川、截岔地区的沟沟岔岔,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抗日宣传和动员工作。他和牺盟会干部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支持抗战;吸收、发展群众加入牺盟会,建立牺盟会基层组织和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队、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打击顽固势力,更换旧村政人员,和顽固分子进行斗争。在中共文交中心县委和牺盟会太原中心区的支持下,他很快打开了交城三区的抗日局面,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群众抗日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为建立交城山抗日根据地打下扎实的基础。

参加反顽斗争

1939年11月,李立功被牺盟会太原中心区选派到在秋林举办的第二战区军政干部训练团民运队集训。当时,阎锡山为巩固旧军、旧政权占领区,打击和压缩牺盟会、新军力量,采取了拉出来、派出去和暗中破坏的做法,仿效蒋介石庐山集训的方式,在秋林对旧军中的团营连级干部及其政权中的县区级干部和党团骨干集中轮训,同时也抽调许多新军干部和牺盟会干部、民运干部进行集训,对牺盟会干部进行考察甄别,灌输反共、反牺盟会、反新军的思想,并通过特务手段收买利用、分化牺盟会人员,为进一步全面反共、反牺盟会、反决死队作组织和思想准备。

阎锡山每星期给集训人员作一次报告,宣扬其“物产证券”“按劳分配”主张,大讲“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还进行反共宣传和动员。李立功在集训期间主要和牺盟会的中共党员许琦之秘密联系,在他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抵制阎锡山势力的拉拢利诱。集训一个月后,“晋西事变”发生,秋林的形势急剧恶化,牺盟会总部通知他们尽快撤出秋林,返回牺盟会太原中心区。李立功一行带着牺盟会总部为他们准备的伪装给第八督察专署专员陈兴邦的信函和刘岱峰提供的第二战区司令部通行证,沿黄河北上,在碛口东渡黄河,经临县、方山,回到牺盟会太原中心区驻地交城山区惠家庄村。

在这次凶险而复杂的斗争中,李立功开始认识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不等于没有阶级斗争,他认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性,必须坚定自己的革命信念。只有如此,才能恰当地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李立功离开秋林回到交城这段时间,晋西北地区和交城山区正处于激烈的反顽斗争中。1939年12月3日,驻交城山区的二○三旅、独七旅抓捕了顽固派军官。12月30日,工卫旅二十二团和三五八旅独立二团打跑了阎锡山暂编第二旅和交城县顽固派政权。第八专署专员、保安司令陈兴邦,副专员兼暂二旅旅长薛文教随之逃走。1940年1月,工卫旅党组织负责人控制驻交城山区的工卫旅部队。刚刚回到交城的李立功,刚好赶上正在进行的交城县反顽斗争。1月16日,他受牺盟会太原中心区县牺盟会指派,参加了牺盟会在交城双龙村召开的会议,利用过腊八节的时机,和县、区牺盟会人员到芝兰村接管了三区区公所,抓获区长王之立,收缴了王之立和区警的枪械,将区公所准备过腊八节的红枣等物品用毛驴驮到双龙村,分给了群众。反顽斗争的胜利,驱散了交城山上的反共顽固势力阴霾,交城山区结束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成为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李立功也迎来一个新的战斗阶段。

建党、建政、建立抗日群众武装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锻炼,李立功在政治、思想、工作上都得到很大提高。经过党组织的考察培养,1940年2月,经中共交城县工委宣传部长柳枫介绍,李立功加入中国共产党。

反顽斗争胜利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共晋西区委和中共文交地委领导下,交城县着手建立健全新的党、政、军、民组织,开始全面建立、建设交城山抗日根据地。李立功也走上交城县三区的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交城县三区牺盟会秘书、区抗联主任、区委书记,以区抗联主任和区基干游击队指导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投入到根据地的建立、建设中。

1940年6月,交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安排部署整顿发展党组织,扩大抗日武装,补充正规军,建立区民兵基干队和建设三三制民主政权等项工作。为总结经验、逐步实行民主建设,他在三区的科头、芝兰进行了建党建政和建立民兵队伍、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试点工作。在村政权改造初期,发动群众对旧村长进行斗争,由牺盟会骨干或抗日积极分子担任村长。此后,逐步实行民主选举,选任新村长。在南头村,牺盟会发动群众罢免了旧村长,经过民主推荐,选举办事公道、积极肯干、群众威信高的郝开德担任村长。在科头村,推选阎宝珠担任村长。在芝兰村,推选阎天清担任村长。在郭家梁村,推选妇女徐双泉担任闾长(民国时期,县至村有五级行政官员,第四级为闾长,管理25户人家,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长——编者注)。在村选建政试点推动下,交城三区普遍开展了村选建政工作,建立健全了各级抗日救国会组织。他将三区所辖的原平川16个自然村重新编为4个行政村,选出新的村干部。其中,科头、睦联坡、南头行政村都由中共党员担任村长,多数自然村也由贫雇农积极分子担任闾长。

在他的组织、指导下,这些村庄建立起中共党支部、党小组,推选抗日积极分子担任村长,改造了村政权。南头村成为让日伪军头痛的“难斗村”。在双龙村,李立功培养、发展房东儿子任玺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3年,三区共发展党员200余名,每个村都有三四名党员,大的村庄党员达到20多名。随着党员数量增加和党组织的发展,农村政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党员和党组织成为抗日斗争和各项工作的核心和保证。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广泛建立不脱产民兵组织的指示,在普遍建立民兵组织的同时,创建既保卫生产又加强对敌斗争的劳武结合的民兵组织。李立功按照第八军分区关于在全区建立3000人的游击队、各县成立1个游击大队的命令,组织区抗联、各救会,动员青年参加县游击大队,组建起区自卫队武装。三区成为八分区和交城县各项抗日工作的模范区,也成为交城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

在战争环境下,李立功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结合抗日工作和对敌斗争严格党员的教育管理,按照上级下发的《党员读本》检查思想和工作。1940年6月下旬的一天,李立功在双龙村瓮窑沟的土窑洞里,主持召开了刚成立的双龙行政村党支部会议。他和大家盘腿坐在窑洞的土炕上,听取村党支部书记任玺安、支委王焕琛汇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提出,党支部要随时摸清群众的思想状况,才能做好思想工作,也才能团结群众,对付日本鬼子;要发展党员,壮大力量,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要注意发展女党员,要大胆工作,不要束手束脚。共产党员要严格要求自己,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洗脸擦黑,改进工作;要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能暴露党的秘密;要吃苦在前,保护群众利益。党和群众的关系要像鱼和水一样不能分开,要像枣核和枣肉一样团结紧密,才能搞好对敌斗争。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晋西北行政公署先后颁布《减租减息条例》《山西第二游击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晋西北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要求在根据地普遍实行减租减息,规定了不同类型土地交纳地租和减租的比例:“一般照原租额、原拌种分配减租25%,最高不能超过收获总额的37.5%,废除债权人发放高利贷,年利息额为10%,最高不能超过15%。”为贯彻这些条例,减轻农民租债负担,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1941年4月上旬,李立功参加八专署减租减息工作组,在交城三区科头村开展减租减息和整顿村政权试点工作。

李立功随同工作组驻村后,首先发动群众开展春耕生产,然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列举地主富农剥削的形式,帮助群众提高认识,组织起来参加减租减息。要求地主将地租比原来减少25%,和佃农进行换约,交出旧约,重订新约。农民向地主借的债务,无论原来订的利率多少,月利一律不得超过一分五厘。减租以后,地主必须将土地租给佃农耕种,保证佃农佃权。同时,佃农要按照新约向地主交租付息,保证地主的应得利益。在减租减息的同时,工作组还整顿村政权,健全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对地主抗拒减租减息的行为进行斗争。

在科头村试点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和晋西北行署《修正减租减息条例》,交城县委部署在根据地全面开展减租减息工作。按照县委安排,李立功带领区干部深入农村,普遍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他和区、村干部通过农救会,一方面召开会议,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动员地主换约,主动减租减息。对抵制、不愿减租减息的地主,组织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督促地主减租减息。对个别态度恶劣的地主,开会斗争,迫使他们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开明地主、富农,引导他们支持抗日大局,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主动减租减息,并嘉勉表扬。通过这些工作,减租减息运动在交城山根据地渐次展开。通过减租减息,减轻了佃农负担,调动了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团结争取了多数地主支持抗日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在根据地群众中的威信,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战斗在对敌斗争最前线

从1940年2月至1942年12月,日军先后出动近3万人次,对交城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8次大“扫荡”、5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八分区所属各县驻扎有238个敌据点,驻有日军12000多人、伪军3000多人,交城山根据地处于日军的重兵包围之中,成为晋绥根据地斗争最残酷、条件最艰苦、形势最严峻的地区。特别是1942年9月之后,日军在交城山区通往边山和平川咽喉要道上的岔口、芝兰驻扎据点后,如同插在八分区心脏上的两把尖刀,阻断了山区各川以及山区与平川的交通,对八分区根据地形成严重威胁,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李立功所负责的交城三区,是八分区、交城县党政机关主要活动区域和八路军一二〇师特务团、决死二纵队、决死四纵队、工卫旅二十一团主要战斗地区,也是交城山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

李立功和县、区、村干部及地方武装,按照“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要求,穿上当地群众的衣服,化装成老百姓,领导群众配合主力部队在当地坚持斗争。一是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在敌人据点周围设立情报站,通过“鸡毛信”“消息树”传送情报。李立功经常头戴旧毡帽,身穿烂皮袄,腰扎羊毛带,化装成农民,亲自打听日军情况。二是组织民兵袭扰和打击敌人,采用麻雀战、袭扰战、马蜂战、地雷战、联防战等战术,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三是与主力部队组成武装工作队,建立秘密民兵小组,镇压汉奸和作恶的维持会长、伪村长,争取分化敌伪人员,开展反“维持”、反“蚕食”斗争。1941年,在日军夏季“扫荡”中,李立功在交城山和日伪军展开了游击战斗。一次,他和几名抗日干部在曲坪村开展工作时,遇到伪村警在街头敲锣征用民夫,给日军修建工事。当得知是村长指派他征夫的,李立功等人跟着伪村警到邻近的西庄头村找到伪村长,假称是征来给古交日军据点支差的民夫。将伪村长骗出村后,他们就地除奸,击毙了伪村长。

1942年9月,为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蚕食”阴谋,我党成立交城县芝兰地区对敌斗争委员会,由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县抗联主任华国锋任主任,李立功和工卫旅二十一团一营营长张中如任副主任,在工卫旅一营的配合下,全面领导芝兰地区对敌斗争工作。在这极端困难时期,李立功经受了严酷的斗争考验,为他领导和开展交城县的对敌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同年12月,根据毛泽东指示,晋绥分局发出“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决定以交城山根据地为重点,全面展开挤敌斗争,并调整了八分区党政军领导班子。八分区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决定重点挤掉交城芝兰和交西岔口的敌人。在中共晋绥八地委和交城县委领导下,李立功以芝兰为重点,担负起交城县三区的挤敌斗争。

图为:围困芝兰日伪据点时被破坏过的水井

李立功多次参加县对敌斗争委员会会议,研究制定围困芝兰据点的办法。一是围困敌人,破坏水井,让据点里的日伪军用不上水。晚上,李立功和游击队员担上脏羊毛,倒在芝兰村水井里。第二天,日军逼迫民工淘净水井。晚上,李立功等人又将羊粪、驴粪倒进水井,日军让民工再次淘净水井。一连几天,日军白天淘井,晚上就被破坏,最后,日军没有办法,只好到离据点二三里地的狼窝沟里挑泉水喝。二是消耗日军力量,不让其安宁一天。李立功和民兵在据点周围打冷枪,枪声一响,日军就打一夜,得消耗不少弹药。三是发动群众空室清野,不让敌人抢走粮食,不给敌人供应粮食。四是在据点周围埋设地雷,控制日军的行动。五是开展政治攻势。李立功带领干部、民兵用桦树皮做成的喊话筒,到据点向伪军、警备队喊话。六是半路袭击日军。根据打入据点人员提供的情报,组织民兵在青沿村附近伏击日军运输队。七是控制日军的情报人员,给据点日军提供假情报。利用日军成立芝兰村维持会之机,李立功选派中共党员、小娄峰村党支部书记冀增福打入芝兰据点,担任维持会会长,收集情报,营救被日伪军抓到据点的抗日人员和群众。经过交城军民的打击、围困,据点里的日伪军守着水井喝不上水,看着粮田吃不上饭,望着援军求不了援,只能困守待毙。无可奈何之下,芝兰、岔口据点的日伪军于1943年7月21日夜炸毁碉堡,弃守撤离,交城山根据地取得了挤敌斗争的重大胜利。

挤走芝兰、岔口两个日军据点,扭转了八分区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成为交城山根据地抗日斗争的转折点。1943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介绍了八分区围困芝兰、岔口据点经验,向各抗日根据地推广。李立功参与的八分区挤敌斗争经验,受到晋绥分局、边区的表彰,也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毛泽东给晋绥分局、晋绥军区发电,指示晋绥边区各分区都要向八分区学习,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交城山根据地的挤敌斗争成为晋绥边区对敌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成为李立功抗战时期对敌斗争最为精彩的篇章。(来源:《党史文汇》2021年第1期)

原标题:抗日烽火中的李立功


[编辑:李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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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烽火中的李立功

投身抗日革命斗争

李立功1925年出生于山西省交城县山水村。在他上小学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抗日救亡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北平“一二·九”运动、省城“一二·一八”运动和县城的抗日救亡活动消息传到他的家乡,年少的李立功从中受到爱国主义思想的启蒙。卢沟桥事变后,面对国土沦丧的危机,面临做亡国奴的危险,耳闻八路军在山西的战斗,李立功萌发了强烈的抗日救国想法,迫切希望投入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

1937年11月,太原沦陷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批抗日组织和武装进驻交城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起5支地方游击队。其中,战动总会干部教导队队长周平(中共党员)带领由干部训练班第四期学员组成的游击干部大队部分人员,在交城、文水、汾阳山区组建起游击大队。战动总会游击第一支队活动在交城一带,进行抗日宣传和扩军整编。牺盟会太原中心区领导机关移驻交城山区惠家庄、会立等村。交城县抗日政府也在东社村成立。众多抗日组织和武装进驻交城山区,使这里成为晋西北南部抗日斗争的中心,也成为晋中地区和太原一带抗日斗争的后方。抗日的号角唤醒了民众,也为李立功参加抗日工作提供了机会。1938年3月,年仅13岁的李立功在家乡参加了战动总会游击第一支队,成为一名“小八路”。

李立功参加游击队后,由于年龄小、个头低,队领导没有安排他上前线,而是让他做一些后勤、杂务工作。1939年3月,他参加了牺盟会交城分会在柏叶口村举办的各行政村牺盟会干部训练班。训练结束后,他又被派往牺盟会太原中心区干部训练队学习,而后被派往交城三区,担任牺盟会交城三区协助员,成为一名抗日干部。

李立功到三区工作后,满怀抗日热情,走遍了交城西冶川、原平川、截岔地区的沟沟岔岔,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抗日宣传和动员工作。他和牺盟会干部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支持抗战;吸收、发展群众加入牺盟会,建立牺盟会基层组织和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队、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打击顽固势力,更换旧村政人员,和顽固分子进行斗争。在中共文交中心县委和牺盟会太原中心区的支持下,他很快打开了交城三区的抗日局面,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群众抗日活动蓬勃开展起来,为建立交城山抗日根据地打下扎实的基础。

参加反顽斗争

1939年11月,李立功被牺盟会太原中心区选派到在秋林举办的第二战区军政干部训练团民运队集训。当时,阎锡山为巩固旧军、旧政权占领区,打击和压缩牺盟会、新军力量,采取了拉出来、派出去和暗中破坏的做法,仿效蒋介石庐山集训的方式,在秋林对旧军中的团营连级干部及其政权中的县区级干部和党团骨干集中轮训,同时也抽调许多新军干部和牺盟会干部、民运干部进行集训,对牺盟会干部进行考察甄别,灌输反共、反牺盟会、反新军的思想,并通过特务手段收买利用、分化牺盟会人员,为进一步全面反共、反牺盟会、反决死队作组织和思想准备。

阎锡山每星期给集训人员作一次报告,宣扬其“物产证券”“按劳分配”主张,大讲“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还进行反共宣传和动员。李立功在集训期间主要和牺盟会的中共党员许琦之秘密联系,在他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抵制阎锡山势力的拉拢利诱。集训一个月后,“晋西事变”发生,秋林的形势急剧恶化,牺盟会总部通知他们尽快撤出秋林,返回牺盟会太原中心区。李立功一行带着牺盟会总部为他们准备的伪装给第八督察专署专员陈兴邦的信函和刘岱峰提供的第二战区司令部通行证,沿黄河北上,在碛口东渡黄河,经临县、方山,回到牺盟会太原中心区驻地交城山区惠家庄村。

在这次凶险而复杂的斗争中,李立功开始认识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并不等于没有阶级斗争,他认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高度的警惕性,必须坚定自己的革命信念。只有如此,才能恰当地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李立功离开秋林回到交城这段时间,晋西北地区和交城山区正处于激烈的反顽斗争中。1939年12月3日,驻交城山区的二○三旅、独七旅抓捕了顽固派军官。12月30日,工卫旅二十二团和三五八旅独立二团打跑了阎锡山暂编第二旅和交城县顽固派政权。第八专署专员、保安司令陈兴邦,副专员兼暂二旅旅长薛文教随之逃走。1940年1月,工卫旅党组织负责人控制驻交城山区的工卫旅部队。刚刚回到交城的李立功,刚好赶上正在进行的交城县反顽斗争。1月16日,他受牺盟会太原中心区县牺盟会指派,参加了牺盟会在交城双龙村召开的会议,利用过腊八节的时机,和县、区牺盟会人员到芝兰村接管了三区区公所,抓获区长王之立,收缴了王之立和区警的枪械,将区公所准备过腊八节的红枣等物品用毛驴驮到双龙村,分给了群众。反顽斗争的胜利,驱散了交城山上的反共顽固势力阴霾,交城山区结束两种军队、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成为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李立功也迎来一个新的战斗阶段。

建党、建政、建立抗日群众武装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锻炼,李立功在政治、思想、工作上都得到很大提高。经过党组织的考察培养,1940年2月,经中共交城县工委宣传部长柳枫介绍,李立功加入中国共产党。

反顽斗争胜利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中共晋西区委和中共文交地委领导下,交城县着手建立健全新的党、政、军、民组织,开始全面建立、建设交城山抗日根据地。李立功也走上交城县三区的领导岗位,先后担任交城县三区牺盟会秘书、区抗联主任、区委书记,以区抗联主任和区基干游击队指导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投入到根据地的建立、建设中。

1940年6月,交城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安排部署整顿发展党组织,扩大抗日武装,补充正规军,建立区民兵基干队和建设三三制民主政权等项工作。为总结经验、逐步实行民主建设,他在三区的科头、芝兰进行了建党建政和建立民兵队伍、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组织试点工作。在村政权改造初期,发动群众对旧村长进行斗争,由牺盟会骨干或抗日积极分子担任村长。此后,逐步实行民主选举,选任新村长。在南头村,牺盟会发动群众罢免了旧村长,经过民主推荐,选举办事公道、积极肯干、群众威信高的郝开德担任村长。在科头村,推选阎宝珠担任村长。在芝兰村,推选阎天清担任村长。在郭家梁村,推选妇女徐双泉担任闾长(民国时期,县至村有五级行政官员,第四级为闾长,管理25户人家,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长——编者注)。在村选建政试点推动下,交城三区普遍开展了村选建政工作,建立健全了各级抗日救国会组织。他将三区所辖的原平川16个自然村重新编为4个行政村,选出新的村干部。其中,科头、睦联坡、南头行政村都由中共党员担任村长,多数自然村也由贫雇农积极分子担任闾长。

在他的组织、指导下,这些村庄建立起中共党支部、党小组,推选抗日积极分子担任村长,改造了村政权。南头村成为让日伪军头痛的“难斗村”。在双龙村,李立功培养、发展房东儿子任玺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43年,三区共发展党员200余名,每个村都有三四名党员,大的村庄党员达到20多名。随着党员数量增加和党组织的发展,农村政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党员和党组织成为抗日斗争和各项工作的核心和保证。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广泛建立不脱产民兵组织的指示,在普遍建立民兵组织的同时,创建既保卫生产又加强对敌斗争的劳武结合的民兵组织。李立功按照第八军分区关于在全区建立3000人的游击队、各县成立1个游击大队的命令,组织区抗联、各救会,动员青年参加县游击大队,组建起区自卫队武装。三区成为八分区和交城县各项抗日工作的模范区,也成为交城山抗日根据地的核心区域。

在战争环境下,李立功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结合抗日工作和对敌斗争严格党员的教育管理,按照上级下发的《党员读本》检查思想和工作。1940年6月下旬的一天,李立功在双龙村瓮窑沟的土窑洞里,主持召开了刚成立的双龙行政村党支部会议。他和大家盘腿坐在窑洞的土炕上,听取村党支部书记任玺安、支委王焕琛汇报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会议提出,党支部要随时摸清群众的思想状况,才能做好思想工作,也才能团结群众,对付日本鬼子;要发展党员,壮大力量,成熟一个发展一个;要注意发展女党员,要大胆工作,不要束手束脚。共产党员要严格要求自己,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洗脸擦黑,改进工作;要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宁可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能暴露党的秘密;要吃苦在前,保护群众利益。党和群众的关系要像鱼和水一样不能分开,要像枣核和枣肉一样团结紧密,才能搞好对敌斗争。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晋西北行政公署先后颁布《减租减息条例》《山西第二游击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晋西北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要求在根据地普遍实行减租减息,规定了不同类型土地交纳地租和减租的比例:“一般照原租额、原拌种分配减租25%,最高不能超过收获总额的37.5%,废除债权人发放高利贷,年利息额为10%,最高不能超过15%。”为贯彻这些条例,减轻农民租债负担,调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1941年4月上旬,李立功参加八专署减租减息工作组,在交城三区科头村开展减租减息和整顿村政权试点工作。

李立功随同工作组驻村后,首先发动群众开展春耕生产,然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列举地主富农剥削的形式,帮助群众提高认识,组织起来参加减租减息。要求地主将地租比原来减少25%,和佃农进行换约,交出旧约,重订新约。农民向地主借的债务,无论原来订的利率多少,月利一律不得超过一分五厘。减租以后,地主必须将土地租给佃农耕种,保证佃农佃权。同时,佃农要按照新约向地主交租付息,保证地主的应得利益。在减租减息的同时,工作组还整顿村政权,健全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对地主抗拒减租减息的行为进行斗争。

在科头村试点基础上,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和晋西北行署《修正减租减息条例》,交城县委部署在根据地全面开展减租减息工作。按照县委安排,李立功带领区干部深入农村,普遍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他和区、村干部通过农救会,一方面召开会议,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动员地主换约,主动减租减息。对抵制、不愿减租减息的地主,组织发动群众进行说理斗争,督促地主减租减息。对个别态度恶劣的地主,开会斗争,迫使他们减租减息。另一方面,运用统一战线政策,积极争取开明地主、富农,引导他们支持抗日大局,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主动减租减息,并嘉勉表扬。通过这些工作,减租减息运动在交城山根据地渐次展开。通过减租减息,减轻了佃农负担,调动了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团结争取了多数地主支持抗日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在根据地群众中的威信,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战斗在对敌斗争最前线

从1940年2月至1942年12月,日军先后出动近3万人次,对交城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8次大“扫荡”、5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对根据地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八分区所属各县驻扎有238个敌据点,驻有日军12000多人、伪军3000多人,交城山根据地处于日军的重兵包围之中,成为晋绥根据地斗争最残酷、条件最艰苦、形势最严峻的地区。特别是1942年9月之后,日军在交城山区通往边山和平川咽喉要道上的岔口、芝兰驻扎据点后,如同插在八分区心脏上的两把尖刀,阻断了山区各川以及山区与平川的交通,对八分区根据地形成严重威胁,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李立功所负责的交城三区,是八分区、交城县党政机关主要活动区域和八路军一二〇师特务团、决死二纵队、决死四纵队、工卫旅二十一团主要战斗地区,也是交城山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最为激烈的地区。

李立功和县、区、村干部及地方武装,按照“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的要求,穿上当地群众的衣服,化装成老百姓,领导群众配合主力部队在当地坚持斗争。一是发动群众坚壁清野,在敌人据点周围设立情报站,通过“鸡毛信”“消息树”传送情报。李立功经常头戴旧毡帽,身穿烂皮袄,腰扎羊毛带,化装成农民,亲自打听日军情况。二是组织民兵袭扰和打击敌人,采用麻雀战、袭扰战、马蜂战、地雷战、联防战等战术,配合主力部队反“扫荡”。三是与主力部队组成武装工作队,建立秘密民兵小组,镇压汉奸和作恶的维持会长、伪村长,争取分化敌伪人员,开展反“维持”、反“蚕食”斗争。1941年,在日军夏季“扫荡”中,李立功在交城山和日伪军展开了游击战斗。一次,他和几名抗日干部在曲坪村开展工作时,遇到伪村警在街头敲锣征用民夫,给日军修建工事。当得知是村长指派他征夫的,李立功等人跟着伪村警到邻近的西庄头村找到伪村长,假称是征来给古交日军据点支差的民夫。将伪村长骗出村后,他们就地除奸,击毙了伪村长。

1942年9月,为动员一切力量,粉碎敌人的“蚕食”阴谋,我党成立交城县芝兰地区对敌斗争委员会,由中共交城县委宣传部部长、县抗联主任华国锋任主任,李立功和工卫旅二十一团一营营长张中如任副主任,在工卫旅一营的配合下,全面领导芝兰地区对敌斗争工作。在这极端困难时期,李立功经受了严酷的斗争考验,为他领导和开展交城县的对敌斗争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同年12月,根据毛泽东指示,晋绥分局发出“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决定以交城山根据地为重点,全面展开挤敌斗争,并调整了八分区党政军领导班子。八分区召开扩大干部会议,决定重点挤掉交城芝兰和交西岔口的敌人。在中共晋绥八地委和交城县委领导下,李立功以芝兰为重点,担负起交城县三区的挤敌斗争。

图为:围困芝兰日伪据点时被破坏过的水井

李立功多次参加县对敌斗争委员会会议,研究制定围困芝兰据点的办法。一是围困敌人,破坏水井,让据点里的日伪军用不上水。晚上,李立功和游击队员担上脏羊毛,倒在芝兰村水井里。第二天,日军逼迫民工淘净水井。晚上,李立功等人又将羊粪、驴粪倒进水井,日军让民工再次淘净水井。一连几天,日军白天淘井,晚上就被破坏,最后,日军没有办法,只好到离据点二三里地的狼窝沟里挑泉水喝。二是消耗日军力量,不让其安宁一天。李立功和民兵在据点周围打冷枪,枪声一响,日军就打一夜,得消耗不少弹药。三是发动群众空室清野,不让敌人抢走粮食,不给敌人供应粮食。四是在据点周围埋设地雷,控制日军的行动。五是开展政治攻势。李立功带领干部、民兵用桦树皮做成的喊话筒,到据点向伪军、警备队喊话。六是半路袭击日军。根据打入据点人员提供的情报,组织民兵在青沿村附近伏击日军运输队。七是控制日军的情报人员,给据点日军提供假情报。利用日军成立芝兰村维持会之机,李立功选派中共党员、小娄峰村党支部书记冀增福打入芝兰据点,担任维持会会长,收集情报,营救被日伪军抓到据点的抗日人员和群众。经过交城军民的打击、围困,据点里的日伪军守着水井喝不上水,看着粮田吃不上饭,望着援军求不了援,只能困守待毙。无可奈何之下,芝兰、岔口据点的日伪军于1943年7月21日夜炸毁碉堡,弃守撤离,交城山根据地取得了挤敌斗争的重大胜利。

挤走芝兰、岔口两个日军据点,扭转了八分区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成为交城山根据地抗日斗争的转折点。1943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介绍了八分区围困芝兰、岔口据点经验,向各抗日根据地推广。李立功参与的八分区挤敌斗争经验,受到晋绥分局、边区的表彰,也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重视。毛泽东给晋绥分局、晋绥军区发电,指示晋绥边区各分区都要向八分区学习,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交城山根据地的挤敌斗争成为晋绥边区对敌斗争的一面旗帜,也成为李立功抗战时期对敌斗争最为精彩的篇章。(来源:《党史文汇》2021年第1期)

原标题:抗日烽火中的李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