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李庄，新闻界的同行们大概没有不知道的。他一生从事新闻工作，是《人民日报》创始人之一，曾担任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务。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期间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写的新闻作品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他撰写的《我在人民日报五十年》《难得清醒》等著作，从理论和实践的高度，总结经验教训，为党的新闻事业作出了显著贡献。但是，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曾长期在长治地区战斗和生活过。是太行山哺育了他，锻炼了他，使他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我党的一位优秀新闻工作者。

一、初到长治 热血沸腾写抗战

李庄（1918年~2006年），男，1918年7月1日出生于河北省徐水县城关一个商业兼地主家庭。他幼时读私塾，1933年高小毕业后，1934年考入河北省立易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期间受到了进步报刊和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影响。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我国，徐水县陷落。他随父亲逃亡途中，目睹日本鬼子的暴行，当流亡至武汉时，他不顾父亲的劝阻，报考了“民族革命大学”，来到了当时抗日战争的前线——山西，先到晋西北的运城，后来到了晋东南的长治。

不久，临汾失守，李庄所在的民族大学三分校从运城撤退，在晋西南的吉县入民族大学“随营分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二战区司令部“民族革命办公室”，筹办编辑新创办的《民族革命》半月刊。期间，1938年秋，他聆听了八路军总司令、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的两次讲话，并对朱德进行采访后，撰写成新闻稿，在《民族革命》刊物上发表。通过这次采访，李庄说：“短短的面对面接触，使我直接看到同阎锡山以及阎系高官们相比，朱德在各方面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人。这种深切的认识，是我不久之后坚决要到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晋东南的重要原因。”

1939年年初，正好《民族革命》通讯社要在晋东南设“上党分社”。这样，在李庄的强烈要求下，他便来到设立在长治地区的“上党分社”当记者。他说：“从晋西北到晋东南，是我一生中的一个新阶段。晋东南是一个新天地，我觉得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民族革命》通讯社上党分社当时社址设在壶关县河东村，与我太（行）南特委同驻一村。这个通讯社虽然名义上是阎锡山领导下的新闻机构，但许多记者来自中共的“抗大”一分校，多是共产党员。分社同时出版《上党通讯》刊物、油印，每周一期，报道晋东南在抗日战争中出现的新事新气象。

当时，李庄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目睹长治地区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加之受共产党同事的影响，他自己作为一名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热血青年，便积极主动地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了。

当时山西三专署驻扎在沁县的南沟村，“牺盟中心区”也设在此。所以，1939年春，晋东南各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青年救国会、妇女救国会成立时，成立大会都在南沟村举行。南沟村村外搭起大席棚，棚内锦旗招展，气氛热烈；棚外树枝伪装，以防空袭。李庄采访这4个救国会的成立大会，写成新闻、特写，迅速发稿后，又专门采访了这4个救国会的负责人和参加会议的各界群众，加上他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晋东南工运概况》等许多篇文章，刊登在《上党通讯》上。同时，他主动将稿件交给杨献珍同志，以便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和牺盟会办的《黄河日报》等进步报刊刊登。

原来，杨献珍同志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山西五专署秘书主任，实际他的工作范围大得多，任务也重得多。他非常喜欢李庄这个有抗日爱国精神的年轻人，主动帮助他，教导他靠近共产党，多与共产党员交往。所以，在民革社这段时间，李庄还与《黄河日报》（路东版）总编辑王春、编辑人员赵树理、戴夫、王探骊等共产党员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完成采访报道晋东南各界救国会成立的任务后，李庄从沁县回到长治。

二、在“抗大”受锻炼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年底，阎锡山发动“十二月政变”，打击牺盟会和决死队，迫害抗日进步人士，暴露其真反共假抗日的面目。于是，1940年初，在李庄自己的强烈要求下，在共产党朋友和同事们的帮助下，他毅然投奔太行抗日根据地，到我党的抗大总校学习，真正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李庄说：“我参加共产党经过深思熟虑，十二月政变后，我认识到自己应该有个家了，这个家就是共产党。”

抗日军政大学总部于1940年春从延安迁到晋东南，校部驻武乡县蟠龙镇，所属各部、团分驻附近各村庄。总校此时由副校长罗瑞卿主持，是第六期。李庄被编在二团一连，驻武乡县石瓮村。全连学员营一级军事干部为多，其次是牺盟会、民主政府、救亡团体的中层干部，新闻干部就李庄一人。在抗日军政大学，李庄共待了4个多月时间。期间，他住窑洞，睡土炕，吃黑豆，除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基础知识和军事知识外，最重要的是受到了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

当时，抗大学员临时接受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运粮。

原来，武乡西部重镇段村（今县城）存有一大批公粮。我军获得敌人将在段村镇设立据点的情报后，要把这批公粮火速抢运出来。上级临时决定这项任务就由抗大学员来担任。石瓮离段村70华里，抗大学员每天清晨顶着星星出发，晚间踏着月光回来，每天140华里。他们去时徒手回程背粮，不是一天两天而是一连几十天。最初大家的腿肿得很粗，晚上回到驻地互相推拉才能挨到炕上。没有装粮工具，同志们发明用中式裤子，先绑紧两个裤脚，装上粮食，再绑紧裤腰，搭在脖子上，两个裤脚在前，裤腰在后，不用手扶很稳当。

李庄当时22岁，要说也正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但由于过去很少有这种体力劳动，开始时，他只能“咬紧牙关”硬顶。为了照顾他，同志们背两斗三斗小米，只给他装一斗小米（一斗小米14斤）。可就这，走到蟠龙，离石瓮还有十几里路，他就累得似乎一步也走不动了。可是看到别的同学们坚持往前走，他把牙咬得更紧，气憋得更足，终于回到石瓮，他是被同学们抬到炕上的，晚饭也是同学们端来的。就这样坚持到第五天，李庄竟然也能背二斗小米了。虽然这是全连同学们中背的最少的几个人中的一个，但是指导员和同学们还表扬了他。

刚把段村的公粮抢运完，敌人对武乡一带进行的“扫荡”开始了。“抗大”是教育机关，当时没有主动作战任务，一切行动都服从“保存自己”这个首要目标，而且有时也有警戒任务。李庄和同学们每人一支步枪，十发子弹，三颗手榴弹，在武乡东部一带同敌人周旋，有时行军，一路慢跑，几十华里一刻也不休息。虽然艰苦，但经过背粮锻炼，行军对李庄说来，已经不在话下了。

抢运公粮和反“扫荡”之后，李庄向连队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写了详细的自传，写了过去和现在对党的认识，表示了终身为共产主义牺牲奋斗的决心。连队党支部对他持肯定态度，老红军出身的杨指导员和党支部书记给他指出了继续努力的方向。不久，经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秘书长的杨献珍同志证明他在民革社的经历后，1940年7月，在他奉命离开“抗大”重新回到民革社担负报道“百团大战”任务时，党组织正式批准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三、以笔为枪英勇战斗在太行山上

“百团大战”胜利结束后，民革社上党分社先同《黄河日报》联合办公，后合并到《胜利报》，为了便于工作，但对外还挂着民革社的牌子，主要负责向大后方发稿。《胜利报》是中共太行区党委的机关报，石印，对开，报社人员不多，队伍相当精干，而且这里党组织公开。李庄随民革社到此后，因为已经是共产党员，所以，很快就和同志们打成一片，愉快地投入了新的战斗。不久，《胜利报》改为《晋冀豫日报》，仍为太行区党委机关报。李庄先是当记者，时间不长，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受到太行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彭涛等领导同志的表扬，就升任为一版主编。从记者而主编，有些同志认为李庄是提升了。但是他自己还是愿意当记者，但他深知这是工作的需要，所以坚决服从组织决定，全力以赴搞好编辑工作。

《胜利报》一版的编辑是刘江（新中国成立后离任前为山西省文化厅厅长）和毛联珏（新中国成立后离任前是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他们三人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一盘土炕，就是办公室兼宿舍。为了及时出版报纸，他们夜以继日，没白没夜地干，干得累了，就在土炕上睡一觉，醒了再干，千方百计保证报纸按时出版。

1941年春，敌人对太行区发动了一次中等规模的“扫荡”。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在刘伯承师长和邓小平政委的指挥下，跳到外线作战，只留置小部队在内线，结合地方武装机动作战，打击敌人。报社随领导机关凭借优越的群众条件和险峻的地形优势，同敌人在根据地兜圈子。粉碎敌人的“扫荡”后，李庄采访了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同志，写成《刘伯承将军畅谈此次粉碎“扫荡”的经过及今后战局》，刊登在《晋冀豫日报》上，《新华日报》（华北版）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给太行根据地军民以极大鼓舞。

从1940年开始，华北抗日根据地日益困难。敌人基本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把大量机动兵力调到华北，对我各根据地加紧“扫荡”“蚕食”，推行“囚笼政策”。太行抗日根据地日益缩小，斗争更加残酷。在这种形势下，1942年1月，党决定《晋冀豫日报》与《新华日报》（华北版）合并。于是，李庄到合并后的《新华日报》编辑部当编辑。这年5月，日寇出动二个师团，五个旅团，共25000多兵力向我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重点进攻我八路军总部、北方局驻地辽县。新华日报社全体人员编成工作、战斗两个班子，配备部分轻武器，几头骡子驮着铅字和印刷机，组成战斗编辑部和印刷厂，跟随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一起行动。由于敌人这次“扫荡”作战，用兵之多，来势之猛，手段之狠毒，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所以，我根据地虽然最终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但我方也损失惨重。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为国捐躯，《新华日报》总编辑何云等46位编辑、管理干部和印刷厂工人同志英勇牺牲。战友和同志们的牺牲，更加激起李庄与日本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勇气。反“扫荡”刚结束，上级决定他还去当记者，以便更好地报道根据地的反“扫荡”工作，总结经验教训，以利再战。李庄坚决服从组织决定，立即投入战斗。他先到麻田找到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罗瑞卿，请示关于这次反“扫荡”新闻报道的口径，然后深入部队和根据地，认真采访，圆满完成了上级布置的报道任务。

1942年9月，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成立，邓小平同志担任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同时成为太行分局的机关报。分局要求报纸与太行区的实际工作更加紧密结合，充分报道太行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的情况和经验。《新华日报》派李庄和其他几位记者立即全力以赴，深入到根据地采访。每到一地，他们与当地百姓打成一片，同吃同住，虚心向群众学习，向干部请教，在圆满完成报道任务的同时，李庄也在思想上受到了极大教育。

1943年，太行区物质生活更加困难。5月份，敌人又对我太行区进行“扫荡”。新华日报社为反“扫荡”做了充分准备，把记者派到主力部队随军采访。李庄被派到武乡，同去的还有分社副总编林火。

武乡是太行区开辟很早、工作基础很好的一个县。八路军总部进入太行初期，很长时间驻在这里。李庄和林火到武乡后，跟随朱德警卫团第五连采访。这个连人员充足，武器精良，由副团长赵玉珍指挥，任务是坚持内线作战，打击敌人“清剿”，并组织民兵开展游击战，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李庄和林火随部队在武乡活动半个多月，打了几仗，消灭日军百余人，解救几百名被掳的民夫。李庄利用战斗空隙，不顾白天行军的疲劳，在夜间加班写出了《老鼠过街，人人争打》《强袭柳沟》《第5连》等战地通讯，由林火连夜送到驻在辽县的报社编辑部，受到报社领导的表扬，连续三天刊登在《新华日报》的重要位置。

到1945年抗战胜利、解放战争胜利和新中国成立后，李庄一直在《新华日报》（北方版）、《新华日报》（太行版）、晋冀鲁豫边区中央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工作，后参加1947年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组建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1948年，党中央决定将华北《人民日报》改建为中共中央机关报，他参与创建工作，历任人民日报社总编室主任、农村工作部主任、编委会委员、副总编辑、总编辑等职，成为《人民日报》的创始人之一。

李庄同志是2006年去世的，享年88岁。晚年，他把自己一生的经历写成《我在人民日报五十年》和《难得清醒》等书出版。他对自己抗战时期在长治的经历念念不忘，对这一段难忘的经历在书中多有记叙。他说：“没有抗战时期在太行抗日根据地七年多的锻炼和考验，就不会有后来的李庄。”

原标题：太行山哺育他成长 记抗战时期在长治工作的《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