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解放后，太行、太岳、冀南部队首长在长治丰泽园合影纪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中央军委发布指示，要求彻底切断敌人的铁路交通线，将铁轨和其他器材，尽量运回太行根据地。

往哪里运？长治成为首选。

1945年9月，河南焦作市解放。八路军前方后勤部长杨立三指示军工部政治处主任张贻祥前往焦作搬运制枪造炮的机器设备，张贻祥带领100多人，把焦作6.5吨的大型锅炉和十几台发电机经晋城运到长治，又用人力前拉后拽拉到潞城的宋村投入使用。由于有了大功率的生产设备及原料，长治军工由抗战时期只能生产手榴弹、迫击炮弹发展到能复装山炮、野战炮弹等。

1946年1月，晋冀鲁豫军区在黎城建成彭庄子弹厂，并于次年生产全新枪弹52万发。到1947年2月，晋冀鲁豫军区军工处一共18个兵工厂，其中就有12个建在长治。分别是：兵工一厂，设于武乡县柳沟村；兵工二厂，设于长治市南石槽村；兵工四厂，迁到黎城县东洼村；兵工六厂，原子弹厂，设于黎城县彭庄村；兵工九厂，设于长治县内王村；兵工十一厂，设于长治市天晚集，并管辖山东范县（今属河南省）、山西晋城、长治及左权县等5个炸弹厂；兵工十二厂，设于潞城县宋村；兵工十四厂，原冀鲁豫军区一厂，设于潞城县安居村；兵工十五厂，原磁县峰峰八厂一部和西达兵工厂一部，搬迁到长治西的附城村；兵工十六厂，为新建酒精厂，设于潞城县西天贡村；兵工十七厂，为新建木料厂，设于沁源县马森村；兵工十八厂，为新建炼焦厂，设于潞城县枣臻村。

可以这样说，长治解放后，晋冀鲁豫军区几乎把主要兵工厂全部集中到长治，长治在解放期间成为炮弹炸弹的生产基地。长治兵工厂生产的炮弹炸弹，有力地支援了我军战场的急需，解放全国的一半炮弹来自长治，仅淮海战役长治就提供炮弹400多万发。

同时，长治兵工厂奠定了太行军民两用工业的雏形。长治不仅有造枪、修炮和生产枪弹、炮弹的工厂，还建立起机器制造厂。不仅生产军工设备，还为供给部、卫生部、冀南银行、新华日报报馆提供急需的机器修理及零配件。军工生产向纵深发展壮大，又带动了一批基础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煤、铁及硝、磺的大量开采与冶炼，为民用工业的发展打下基础。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长治以农耕为主的生产结构，是长治工农业发展的一场革命。

接管城市基本参照长治样本

城市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说，只有全面掌握了城市，才能真正掌握这个国家的命运。

在长治成长壮大起来的八路军，开始只是在农村，在山区打游击。对城市管理可谓一窍不通，长治城解放后，如何管理城市，不但对当时的长治市委、市政府是一个考验，也是南下接管城市亟须的课题。

刘伯承、邓小平率军南下准备渡江

由于敌强我弱，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走上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经过解放战争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与时俱进，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

正因为如此，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长治刚解放开始，就先后以长治临时军政委员会、长治县级市、长治地级市的方式，实验性地在长治探索管理城市的经验，及时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战略方针，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接管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

在这样的指示精神下，长治临时军政委员会和长治市委、市政府从反奸反特入手，逐步到取缔妓院、烟馆、赌馆，实行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以及发展工商业，巩固基层政权，从而一步一步摸索到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办法。

此后接管解放城市，基本上参照长治的办法。晋冀鲁豫中央局在推广长治经验时提出，工作重心转移到城市，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应该说，长治建市初期探索的城乡统筹兼顾思想，至今仍值得我们遵循和借鉴。

南下建政最信老区干部

长治解放后，我党不仅在本土建党建军建政，而且还成建制培养干部，随同刘邓大军南下接管城市。

从1947年至1949年，中共中央北方局先后分8批，抽调近10万太行青年干部加入南下大军。在这八批南下干部中，尤其以长治一带南下的长江支队最为瞩目。因为，长治是最早解放的城市之一。八年抗战，长治人民和八路军并肩作战，刘邓大军对上党老区的干部最放心。

1949年，华北局从太行、太岳两个老解放区选调4500多名干部，组成南下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四级党、政、军、群成建制班子，随军南下，时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2月至3月，长江支队赴河北武安进行组建、学习、训练。4月，支队领导冷楚、周壁参加北平会议。会上，中原局、华东局都认为长治、晋城的干部数量最多、质量最好，都要求这批干部到他们那里工作。24日，长江支队从武安出发，翻越中条山、太行山、武夷山，横跨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途经8省63县，跋涉3200多公里，随同三野10兵团等进入福建。其中，46人担任省、部级领导，1721人分别担任建阳、南平、福安、闽侯、晋江、龙溪六个地区地、县、区三级政权的领导。

之后，根据南方反馈的信息，解放军每攻下一地，最愿意交给太行老区的干部管理。于是，太行区又三次组织晋东南一带的干部南下，发动2.5万名老区干部南下参与建党建军建政。无论在艰苦的徒步行军中，还是在复杂的城市接管中，各个批次的南下干部所面临的绝不仅仅是泪水与汗水的付出，更经历着生死的考验。他们有的在行军途中死于意外，有的在接管城市中遭到暗杀，更多的长治干部牺牲在剿匪征粮、反特保卫的第一线。据不完全统计，仅西南服务团成员就有400余人英勇牺牲，至今还有200多名烈士没有留下名字。他们中有的死在杀人如麻、嗜血成性的土匪面前，有的被身边的叛徒和特务谋杀。他们被刀劈、被火烧、被沉水、被枪杀、被活埋、被扔进天坑、被投入锅中活煮。

当时，长治率先解放，千千万万的长治干部谁不希望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稳日子。但是，南下的号召发出后，他们心里有矛盾也有挣扎，最终还是打起背包出发，把父母、妻子、孩子留在家里，奔向未知的生活。清晨，他们告别母亲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这一走，就是一生。

新中国多项事业从长治起步

长治的解放使历史垂青于这块英雄的土地。晋冀鲁豫边区、太行行署、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使长治成为华北解放区的一颗明珠，长治也因此诞生众多的“红色第一”，新中国的多项事业从这里起步发展。

——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新中国金融事业从这里起步。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冀南银行，就位于黎城县小寨村。它是八路军的银行，是抗日根据地的银行，也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前身，更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摇篮。从1939年成立到1948年8月，发行冀钞总额2000余亿元，按当时华北人口5000多万计算，每人平均4025元，为边区军民提供财政物资供给，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发展边区经济作出不朽的贡献。

—— 一批中央媒体刊物在这里诞生，新中国新闻事业从这里起步。1938年10月，太行文化教育出版社在长治成立，同时成立的还有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太行山分会。1939年元旦，《新华日报》（华北版）在沁县创刊，同日，牺盟长治中心区机关报《黄河日报》在长治创刊。此外，在长治创刊的报刊还有《胜利报》《晋察冀日报》《冀西日报》《大众报》《火炬》《农民报》等等。据1945年召开的太行文教群英会统计，太行区从1940年到1944年，共出版《新华日报》（华北版和太行版）580万份，出版各类图书160万册。

—— 一批高等学校在这里兴办，新中国教育事业从这里起步。1938年8月，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冀豫晋党委进驻屯留县寺底村，开办抗日政治学校。同时，长治牺盟中心区创办晋南干部学校，先后培养近千名抗日干部。1939年2月，延安抗大第一分校迁至长治的故漳、黄碾一带办学，共开办两期，毕业4300多名学员。1940年2月，抗大总校迁至武乡县蟠龙办学，一期毕业4900人，二期毕业2500余人。1945年改为太行分校，共培训军政干部17000余人。此外，鲁迅艺术学院、山西民革艺校、山西工业学校等先后在长治办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各类人才。

——文艺队伍在这里大会师，新中国文艺事业从这里起步。在长治解放区，曾聚集了一批文学艺术的精英。其中从延安“鲁艺”先后来过两个文艺团体，一个是鲁艺的实验剧团，团长是剧作家王震之；一个是鲁艺文化工作团，团长是作家陈荒煤，还有作家黄钢、梅行、葛陵、杨明、乔秋远等。此外，来过根据地的还有：剧作家李伯钊、作家徐懋庸、苗培时、刘白羽、伊林、洪荒、王春；美术木刻家彦涵、罗工柳、胡一川、陈铁耕、赵青、刘韵波等。知名作家陈克寒、吴伯箫、朱光、袁勃、卞之琳、叶以群、杨朔、周立波等也先后来到太行区工作或采访。剧作家李伯钊是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的夫人，也是最早一批来到太行山根据地的作家。现代文学史家常常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最初收获，归纳为三部代表作：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诗歌《王贵与李香香》。三部作品中，其中就有两部与长治有关。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就源自于长治。而《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李季，1938年冬，即随军来到沁源，1939年元月到长治郊区黄碾镇故漳村，从此开始了他4年转战太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李季当时叫杜寄，先后随部队到过屯留、黎城、武乡、襄垣、潞城，几乎走遍了长治市各县。三年后写出《王贵与李香香》。若是没有在长治战斗生活的实际体验，李季也许就不会有这部著名长诗。长治还出了另一位著名诗人，他就是优秀长诗《漳河水》的作者阮章竞。此外，高沐鸿、冈夫、史纪言、王中青、杨蕉圃、段二淼、张万一、常苏民等人的作品，都在全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