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仓”是我国古代各地为储粮备荒建立的粮仓，隋唐时已经出现，以后历朝历代均设有义仓，并形成了一种社会制度。到了清代，为了区别不同级别的粮仓，在各州、县设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设社仓，但都属于公共粮仓。潞城历史上的义仓，按照东西南北“四乡”区域的划分，主要在县城内、北乡合室镇、东乡微子镇、西乡黄碾镇、南乡南贾村，以及平顺乡等地设置，对义仓管理的相关制度予以刻碑铭记。其中，合室镇义仓负责潞城北乡一带的储粮备荒任务，并于咸丰二年（1852）在其他十三村设立义仓，成为潞城历史上义仓发展的一段佳话。

图为：东山村关帝庙外景

申庄遗存潞城最早记载义仓的石碑

合室古镇，今长治市潞城区潞华街道的一个古老村庄，也是潞城历史上的四大村之一，历史悠久，曾是潞城北乡一带政治与文化的交流中心。在潞城撤乡并镇之前，合室古镇为乡政府所在地，管辖二十一个村落。在申庄村三大士庙，遗存有一通刻于同治元年（1862）农历十二月的关于义仓的石碑，即《设立义仓碑》，规格约36cm×52cm，是潞城区目前发现最早记载地方设立义仓的石碑。

走进碑文深处，清初潞城就在合室里立有义仓一所，但在存储粮食与管理上出现了不少问题，每年不是鼠咬损耗粮食，就是库房受潮使粮食腐烂，这些问题也使义仓的负责人“仓长”很无奈。

咸丰二年（1852），合室里对义仓进行盘库清算，当时粮食储藏数量是按照“京斗”为标准计算的，共存粮食一百六十五石五斗五升一合四勺。斗是中国古代用于称粮食的量具，西周时就已经出现，又名粮斗、米斗等。随着历史的发展，又有了私斗、官斗、市斗之分，这里的“京斗”即官斗，指按朝廷的标准制作的粮食量具。古代粮食的计量单位是：合、升、斗、石。10合为1升，10升为1斗，10斗为1石。但每个朝代的计量标准又不尽相同，清代的度量衡制度始订于顺治，而完成于康熙、乾隆，计量标准为：一石为两斛；一斛为五斗；一斗为十升；一升为十合。于是，合室里各社首合议分粮，即合室镇义仓存粮一半，其他十三村存粮一半，共八十二石七斗七升五合七勺，并签下合同使各村收存为证。虽然把大库房的粮食分开了，但各村义仓库房接受捐粮与库房粮食损耗等问题依然存在。于是，申庄村李安仁、李天叙、李根王等，便筹钱置买了西岭村两处土地，租给他人耕种，每年每亩得租一斗五升粮食，弥补了库房粮食损耗。

申庄村遗存的《设立义仓碑》，看似简述设立义仓的历史，但其中记载的地租补仓规定，对当时义仓的管理是有一定特殊意义的。

图为：南流村“义仓”景区

潞城十三村设立“义仓”的由来

咸丰二年（1852），合室里义仓与十三村分开储存粮食后，同治元年（1862）申庄村对地租补粮的义仓管理，巩固了潞城民间义仓的发展，东山村遗存的《各社分贮义仓谷石碑》，就是最好的说明。

同治四年（1865），东山村关帝庙进行重修，工程竣工后刻有石碑，即《重修关帝庙碑志》，其碑文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关帝庙修缮戏楼的概略，后半部分是附刻咸丰二年（1852）《各社分贮义仓谷石碑》。通过碑文得知，合室镇义仓就设在本镇关帝庙内。合室村原名“阁室村”。从词义讲，“阁室”是指阁道中的房室，而“阁道”又指栈道，即指沿悬崖峭壁修建的一种道路。原来，合室一带为潞城北的山区，有禹王山、羊神山、牛王岭，合室镇位于大山之中，可谓三山环绕，其地域名片“阁室村”的含义，就不言而喻了。至于“阁室村”是如何演变为“合室村”的，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细细研读东山村遗存的这通《各社分贮义仓谷石碑》，因合室镇义仓存储粮食问题，曾引发了一场对簿公堂的官司。合室镇义仓设置时间久了，负责义仓的书吏和衙役们便开始心存私利，致使义仓管理不善，不但存在浪费粮食的现象，还在任职期内徇私舞弊，牟取私利。当地群众发现他们这种贪污行为后，不断向县衙举报，状告书役们以公谋私、向百姓敲诈粮食等问题。再者，合室关帝庙义仓又年久失修，义仓潮湿，好多存放的粮食发霉腐烂。针对这些现象，各村社首联合讨论，决定将原义仓库房移在关帝庙的东楼，但这一提议遭到合室村乡约的强烈反对与阻挠。没有办法，大家只得继续状告。咸丰二年（1852）春，潞城县衙接受了诉状。大堂之上，社首代表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详详细细反映给了潞城时任知县杨从龙。随后的一场官司推动了潞城民间义仓的设置。

民以食为天。知县杨从龙非常重视粮食的问题。他是大埔（今广东梅州大埔县）人,由举人任潞城知县的。杨从龙是一位心怀仁慈、处世公平，而且遇事果断勇决的父母官。他在潞城任职期间，不论百姓有多少事情，都要亲自过问处理。一次县里举行童试，他看到原场地为旧祠堂庙宇，学子们露天考试,便将县里庙学东房腾出来作为试院，并修建号舍，得到潞城百姓的称赞。再说，杨从龙作为一县知县，他深知充足的粮食储备是保障粮食供应、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条件。所以，他在公堂之上，对那些徇私舞弊的书役们严厉审讯，并对合室村那些不顾粮食安全的乡约予以惩罚。

当时，合室镇义仓担负潞城北乡一带的储粮备荒任务，杨从龙令合室镇义仓将原储藏粮食分出一半，分给具备储藏能力的北山后、桥北、东山、桥堡、申庄、余庄、中村（当时中村分关帝社、东社）、堡头、姜庄、王郭庄、沟溃、河后十三村，每村分到六石三斗六升七合三勺粮食，共分粮食八十二石七斗七升五合七勺。义仓粮食分到各村后，各村设立了义仓，自己贮藏保管自己的粮食，如果遇到灾荒年或天旱歉收，则自己负责开仓放粮，赈灾抗旱，救济百姓。

潞城北十三村义仓实行各自负责、共同遵守制度的管理模式后，凸显出两大好处：一是避免了在统计与折合中出现的弊端；二是避免了因纷争引起的官司。知县杨从龙的秉公执法，赢得潞城百姓的赞誉。各村社首们考虑到这一新改的义仓管理制度，会因年代久远和人情生变，或各村社勒石箴铭考稽没有依据，于是在咸丰二年（1852）四月二十六，将知县的公判统一刻石铭记。

图为：东山村遗存的《各社分贮义仓谷石碑》

追溯潞城“义仓”的设置史

考究潞城义仓设置的历史，最早叫藏粮洞，其遗址位于今长治市潞城区辛安泉镇南流村村北的一道深沟，大沟内树木丛生，沟两岸悬崖上有土石洞多处。洞口距离沟底约二十米，需要借助云梯攀爬才能到达洞口，进入洞内，巷道纵横交错，有多个分洞，而且上下三层，互相连通，各个分洞功能不同。据当地文化人士魏先生介绍，此洞是由春秋战国时期潞子国挖掘而成。据考证，潞子国都城遗址古城村距该洞仅十余华里。民间口口相传，此洞曾是潞子国储藏财宝与粮食之地，当时曾有兵丁守护，所以旁边挖有藏兵洞。民间还传说，南流村里的望南阁就是当时的练兵校场，大沟两岸南北还有护洞营寨设施。唐宋之后，这些深洞作为当地官府储藏粮食之用，即义仓，是潞城官府的主要备战粮仓。

实际上，自汉代以来，官方仓储粮食的体系已逐步建立，其中各地设置的常平仓，也称预备仓，在平抑地方粮价、保障粮食供给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到明清之际，常平仓管理制度逐步完备。潞城的常平仓设置在县城和平顺乡，储存谷物二万二千石。而在镇里设置义仓八处，分别是县城一处、微子镇一处、南贾村一处、黄碾镇一处、合室镇一处、青泽口一处、东藏寺一处、东禅村一处。平顺置县后，青泽口义仓、东藏寺义仓、东禅村义仓归平顺县。到民国时，潞城除南贾村与黄碾镇义仓作废外，其余镇里义仓包括乡村义仓，仍在使用。

再说咸丰二年（1852）潞城在合室镇十三村分设义仓后，实现了义仓由官办转为乡村社办与民办的转型管理，开启了潞城民间互助自救的新模式，使潞城民间慈善救济的义仓在乡村逐步建立起来，巩固了民间储存余粮赈灾的事业，保证了村社义仓管理制度的延续以及民生工程的功效，杜绝了日后混淆救助捐助制度或一些耍赖等现象，这一义仓管理新制度的运行，的确是令人满意的。潞城历史上设立的常平仓，是朝廷在地方储存粮食的主要仓库，将合室义仓改为村管义仓后，又具备了社仓的性质，这样一来，使潞城的常平仓与义仓、社仓在共同发展、相互补充的运行过程中，为平抑潞城粮价、储粮备荒的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潞城义仓的兴起、社仓的发展，在实践中逐渐取代了常平仓的备荒职能。

如今，潞城区潞华街道北山后村玄帝庙遗存顺治十四年（1657）石碑《分贮义仓谷石碑》、桥北村遗存咸丰二年（1852）《分贮义仓谷石碑》、桥堡村三大士堂遗存咸丰二年（1852）《义仓碑志》、申庄村遗存同治元年（1862）《设立义仓碑志》、余庄村沼泽王庙遗存咸丰二年（1852）《各社分贮义仓谷石碑》、中村关帝庙遗存咸丰三年（1853）《关帝社分贮义仓谷石碑》、《东社分贮义仓谷石碑》等石碑，这些关于当年合室镇各村为加强义仓管理，刻石铭记的制度，成为潞城义仓史上最有价值的记忆留痕。近年来，南流村对藏粮洞进行了开发与发掘，现以潞城“义仓”景点对外开放。（郭存亭）

原标题：追溯遗存在石碑里的潞城“义仓”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