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诗碑串起三位官员

壶关县店上镇麻巷村有一块明代石碑，距今有480年了。石碑看起来很普通，半米见方，就是块刻了古诗的诗文碑而已。其实，这块石碑背后的故事可不普通，它隐含了一位名儒的辉煌生平。

诗是一位明朝官员为表达对前辈名儒的仰慕崇敬之情而创作的，把诗刻在石碑上的是当时的壶关县知县，诗里被敬仰的前辈名儒更是和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交情匪浅。

这块石碑安放在麻巷村中的杜四辅祠堂院内。祠堂坐落在村子的东南位置，坐南朝北，占地550平方米。祠堂院子的最南边台阶上建有3间正殿、左右各有配殿3间。殿堂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气派壮观。这就是杜四辅祠堂的主要建筑，大殿内塑有杜四辅的塑像，以供后人祭拜。

这座祠堂是根据村里老人的记忆，于2014年在原址上仿古重建的。原来的古老建筑于动乱年代被拆除。当然，被拆除的和杜四辅有关的还有附近的两处古建筑，那是两座牌坊，一座是四辅坊、一座是先朝元老坊，现在都已了无痕迹。

石碑青石质地，高50厘米，宽63厘米。它和一块新碑合并砌在一起，上面有檐，下面有碑座，保护得很好。碑文楷书，11行，满行10字，共97字。除了诗题诗文内容外，最后面还有作者名字和写作时间、刻碑者名字等内容。紧挨着的新碑是对此古碑内容的解读。

我们先来看石碑上刻着的内容是什么？诗文的内容是：

杜四辅

前山伤槁木，昭代闻人出。

一战胜河东，独步广寒宫。

胡元吞六合，不在眼孔中。

飞龙瞻淮甸，夜夜梦豹变。

山樊入天使，大人时利见。

黄幄则为臣，青宫则为友。

鱼水欢莫既，素丝梳满手。

嘉靖庚子孟夏十三日也

荆南刘钦顺题

壶关知县牛恒刻石

这首五言古诗的大意是说，元末乱世，杜四辅出生，学业精湛，早年高中举人，短暂为官后隐居乡里。明朝统一天下后，被皇帝征召入朝，殿前是君臣，散朝为文友，君臣相游歌咏唱和，欢愉之情恰如鱼水相得。

诗中歌咏的那位杜四辅，就是深受朱元璋重用的名儒杜敩（1313—1384）。杜敩，字致道，号拙庵老人，壶关林青里人（今壶关县店上镇麻巷村）。明初朱元璋诏举贤才，杜敩应召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所以被人尊称为杜四辅。他是壶关县历史上的名人，更是元末明初山西知名大儒，名气很大。《明史·列传》、道光版《壶关县志》、光绪版《壶关县志》、弘治版《潞州志》、顺治版《潞安府志》、乾隆版《潞安府志》里对杜敩的生平履历和诗文成就均有记载，尤以《潞州志》的记载最为详细。

诗歌的作者刘钦顺，字毅庵，石首县（明代湖广行省荆州府辖区）人。嘉靖二年（1523）癸未科进士。刘钦顺起初在安徽舒城当知县，后调甘肃华亭、江苏江阴等地当官，政声很好。据乾隆元年《石首县志》记载：“各有去思碑（古代官吏离任时，地方士绅为颂扬其德政，刻碑留念之意）。升户部主事，历员外、佥宪、少参，清白绍休，归政仍甘淡泊，载省志廉传。孝事继母，友爱兄弟，赈族恤贫，人服阴德。”

《杜四辅》这首诗作于嘉靖庚子孟夏十三日，也就是公元1540年，距离杜敩去世已经有156年了。这一年初夏，刘钦顺到前辈名儒杜敩的祠堂去祭拜。古人祭祀之后进行诗文创作，是一个常规动作。刘钦顺也不例外，即兴创作了这首五言古诗《杜四辅》。短短一首诗，写出了一代名儒杜敩的主要人生经历和辉煌时刻，虽然简洁，但依然能够感受得到作者对杜敩的敬仰之情。至于刘钦顺为什么来到壶关，只查到一篇研究刘钦顺的文章说，是奉旨巡视壶关，姑妄从之。

末尾一句“壶关知县牛恒刻石”，就是时任壶关县知县牛恒，他是陕西武功县进士。道光版《壶关县志》记载他“德量宽洪，仪度温雅，颓废俱兴。嘉靖十六（1537）年升任户部主事，著有《牧羊说》。”这篇《牧羊说》在县志、府志里都有收录，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如何饲养家畜的文章，志书编撰者还没有那个闲心。其实《某某说》是古人常见的一种文体，当然不是讲如何放羊的，而是通过与牧羊人的对话，感悟到管理辖区百姓如同牧羊一样需要技巧和方法。古代有一种官职就叫牧，如牧令、牧守、牧宰，指统管一地的长官。

无论是上级领导来视察，还是作为官员同事来访，对方留下夸赞本地名人的诗文大作，一般都会誊抄留存作纪念，而更隆重的就是刻石纪念。所以我国山水名胜、人文古迹之地，多有各种名人石刻题记。正是古人这一常用做法，才为我们留下了这块珍贵的诗文碑。

杜敩已经去世150多年了，后世的一个外地官员还会创作这种流露敬仰之情的诗词，最后还被地方官员郑重地刻碑纪念，由此可知，诗中歌咏的主人公杜敩名气是何等的大。

一位名儒和帝王的情谊

虽然杜敩出生在太行山腹地的小山村农民之家，但他却是元末明初山西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清末诗人陈田曾在《明诗纪事》中赞誉杜敩“明初山右之以诗鸣者，致道其开先矣。”当代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在《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名人志》中，高度评价杜敩“博通经史，学业精进，声名远播。”

杜敩天资聪颖，才华横溢，10岁就进入潞州州学就读，熟读四书五经，尤精《易》学，学问远超同辈。17岁因考试成绩好，选聘为辅助管理州学田产、钱粮、书本、祭器的小官员“直学”。19岁赴乡试一举夺魁，也就是解元。从此开始正式步入仕途，先是任潞城、高平县学校的教谕，主管一县的教育事业，相当于现代的县教育局长；随后又升任台州学正，教育局二把手，仕途可谓前景光明。

然而就在此时，杜敩父亲去世，他遵从礼制离职回家守孝三年。守孝期间的杜敩除了侍奉母亲，就是教授乡里。到守孝结束，元朝廷又召他任职陕西儒学提举（行省一级的五品官）等官职，但他均没有赴任就职。作为一个古代儒生，难道他不想继续仕途进步吗？他当然想，只不过，当时正值元末天下大乱之时，作为一个精通易经的儒生，他当然懂得趋吉避凶的道理，乱世为官风险极大，所以他甘愿隐居乡间。这也是他的政治远见的一个体现。他更懂得乱世也要“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理，所以，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一直在家乡教授学生，门生弟子众多，还和各地文友结社赋诗，经常唱和游乐。

直到元朝覆灭，明朝开国也过去了十几年，年届古稀的杜敩迎来了人生的高光时刻——大明皇帝朱元璋全国征召贤士，专门为身为布衣的杜敩下诏书，请他上朝为官。此时是洪武十三年五月。

那道诏书的用语极其委婉含蓄：“谕山西潞州壶关县儒士杜敩……今朕才疏，远圣道之良宗，是致贤隐善匿，民未康，世未泰，今尔博学君子，齿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余，则策杖来朝，果可作为，加以显爵，与朕同游。故兹敕谕。”

看朱皇帝这用词多委婉：你是个博学君子，年龄大了，如果还有精力，可以拄着拐棍来。真有本事的话，高官厚禄相待，可以与朕“一同游玩”。

古代帝王全国下诏书征召民间贤才隐士在后汉时代多有，唐宋以后就不多见了。明代也非常少见，所以朱皇帝征召杜敩这件事，还被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专门记载入他的学术札记《东山笔记》卷二中。

古代文人儒生的理想是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杜敩远离庙堂在乡间沉寂已久，新朝建立，又受到如此礼遇，自然是欣喜异常，不顾高龄年迈，欣然赴任，并写诗纪念。

应召上京

符使星驰到荜门，

草茅何者敢踰垣。

鞠躬出拜王言辱，

策杖来朝上位尊。

辇御六龙登黼座，

楼棲双凤叫天阍。

方今复睹勋华盛，

荡荡巍巍至道存。

欣喜感恩之情，溢满诗篇。那一年，他69岁，年届古稀。按民间常用算法，虚一岁，其实就是古稀之年了。皇帝朱元璋也不吝啬官职，直接任命杜敩为四辅官兼太子宾客，和其他几位民间征召上来的儒士分别担任四季官员，每月按旬轮流执掌职权。杜敩被任命为夏官，只在夏季三个月每月的上旬执掌职权十天。

四辅官这个官位很有意思，它位于公侯（虚职）和都督（武职）之下，六部官员之上。主要的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政务，其实相当于宰相。而实际上呢，就是担当一个办事员的角色，工作主要是协助皇帝复核人事、司法等有关工作，承担一些文书处理业务，参与研究一些指定问题，有时和皇亲讨论治国理政的内容等，但没有直接处理任何重大政务的权力。

明朝初立，朱元璋诛杀了谋反的宰相胡惟庸，他害怕后来的丞相专权，进行吏制改革，废除了丞相制，然后仿效汉代的三公四辅制度，设立了四辅官的职位。按说这个重要的官职应该选用干练之才，可朱元璋为啥要全国征召有学识的布衣草民呢？只因为“诸人皆老儒，起田家，淳朴无他长”（《明史》）。说白了就是，相比于胡惟庸之流野心勃勃的政治家，这些民间布衣老儒更易于驾驭而已。

古稀之年的四辅官杜敩很受时年54岁的皇帝朱元璋信任和厚待。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亦君臣亦文友。这一点在杜敩的壶关老乡后辈王宾(时任壶关县学训导)写的《拙庵杜先生行状》中记载得很详细。文章除了写出杜敩应征赴任的前因后果外，还重点介绍了杜敩任四辅官以后的一些事迹。诸如每次入朝觐见，皇帝都会和他探讨治国理政事项，诗文联句相唱和，最能体现皇帝对杜敩厚爱礼遇的事情是，皇帝还亲自到杜敩的府上探望他、多次赏赐华衣美食，还赏赐游览皇家游园。在和皇帝游园赏玩之时，君臣联句赋诗：

高皇帝与四辅游东苑诗

踞蟠龙虎肇贤豪，（高帝）

五色卿云炫日明。（杜敩）

……

暗忆六朝兴废事，（高帝）

贞祥未尽又加贞。（杜敩）

联句虽然有点拍马屁的嫌疑，不过诗文联句唱和是古代文人常见的雅集活动，皇帝虽然位高权重，在这种场合却往往还是以文人自居的。君臣之间的联句唱和之事，主要体现的是君臣之间的情谊。

尽管他们二者之间一个慧眼识才，一个感恩礼遇，但都对抗不过无情的时间。彼时年迈的杜敩身衰力竭，老病缠身，只在四辅官的位置上干了不到两年，就因病辞官回家了。而朱元璋也礼送他还家，再次显示对杜敩的关爱。

四辅官这个职位，有职无权，当值时间断断续续，除了能避免官员专权、消除皇帝疑心外，完全起不到有效帮助皇帝佐理政务的作用，也就比摆设强点有限，所以这个朱元璋自认为很好的官职设计寿命不长，也在杜敩辞官继任者上任不久就被取消了。

而杜敩呢？则因为老病缠身，辞官归家后两年多，也告别了人世，享年72岁。

一群文友结社兴教留下千古佳话

前文曾经说到杜敩归隐乡间教授乡里几十年，作为一位名儒，杜敩可不是浪得虚名，他的教授成绩非常突出，《拙庵杜先生行状》中记载“远近授学者争从之，门人登第及仕者众。”嗯，很有如今的升学考研辅导名师的风采。

在杜敩隐居家乡当“辅导员”这几十年间，他不仅是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还和各地文友、官员相交游，留下诸多诗文佳话。这些文友里面，他和邻近的长治县（今长治市上党区）荫城的李惟馨、东火村的董诚三人结社雄山，兴教著书唱和，被时人称为“雄山三老”。这一段佳话，被顺治版《潞安府志》记载。

雄山位于长治县东南16公里处，山脉起伏婉若游龙，盘旋于荫城、西火、南宋三乡之间。上有有三峰鼎立，主峰海拔1420米。据明代弘治版《潞州志》记载：“此山视诸山特为雄壮”而得名，为县境内第一高峰。山上有上党地区最早的书院雄山书院。

“雄山三老”中的李惟馨（约1328—1389），字庭芳，潞州上党雄山（今荫城）人，比杜敩略小，是长治县历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他同样是天资聪颖，博学高才，乡试高中解元，后宦海得意，文韬武略，名播士林，最高官至元代兵部尚书。明朝初年，又被朝廷征召，负责考证礼乐事宜。完事后以老病辞归乡里，后来朝廷再次征召，就没有去，而是专注于雄山书院的修缮扩建和教学事宜。关于他的事迹有地方文化学者做过专门研究和著述，这里不再赘述。

“雄山三老”中的董诚则是三人中现存资料信息最少的一位。县志、府志中关于他的记载只在人物卷的元代末尾有寥寥几句。董诚，字友道，元末明初长治县东火村人。最高官至户部尚书，辞官回乡后，在雄山书院教学。

杜敩和他们都是潞州人，住地又相近，三者之间距离全程不到50里，而且壶关店上、长治县荫城作为明清时期的商业重镇，彼此交通也很便利。他们仨经历相似、志趣相投，于是结成诗酒社，畅游于雄山之巅，教学于雄山书院，诗文唱和，为一时之佳话。

值得一提的是，杜敩有子女五人，其中男子四人都以读书科举进入官场。唯一的女儿则嫁给了李惟馨的次子。所以说，杜敩和李惟馨不仅是文友诗友，还是儿女亲家。

杜敩无论是在归隐的日子里，还是在短暂的仕途上，都留下了大量诗文作品。和其他古代诗人一样，杜敩的诗文作品主要有咏物、抒怀、宦游、记事、交游唱和等几类，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过他在世时未能整理，多散逸各方，最终是由他的孙子杜矩汇编整理，用杜敩的号“拙庵老人”为由，起名为《拙庵集》刊刻于明成化年间。后来的壶关县令张友直又补刻重印过一次。这10卷本的《拙庵集》除了收录有杜敩一生所做的各类题材的诗文作品外，还有皇帝征召他的圣谕、制命，交往的各地文友酬唱之作，名流高官作的序言和跋文。

杜敩的诗歌成就有专门的学者进行过研究，这里不赘述。需要提一笔的是，受邀为《拙庵集》写序言的是都察院佥都御史叶盛，正三品的高官。写后记的是礼部右侍郎刘龙，正三品高官。刘龙是襄垣名人，曾获乡试第二名，进入仕途后，一路升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兵部尚书。去世后还赠太子太保，谥号文安，也是一个当地了不得的名人。

如此众多有分量的高官名流为《拙庵集》作序、写后记，足以证明杜敩文名之盛，以及对杜敩在仕途和文坛地位的推崇认可。

在偏僻的麻巷村，诞生了壶关历史上的一位文化名人，是壶关之幸。“雄山三老”中的董诚在家乡已无后人，只空留一栋老宅。李惟馨尚有寥寥几位后人。与他们相比，杜敩的后代可谓开枝散叶、长盛不衰。杜敩的后人为了纪念先祖的光辉事迹，修建了杜四辅祠堂祭拜追思。

据壶关县文联副主席赵俊杰介绍，杜敩有四个儿子，后来开枝散叶分散居住在麻巷村周边，逐渐聚集成村落，最后形成了以杜姓为主的四个村庄，除了麻巷村外，其他三个村分别是明自掌、小岭上、鳌街，这四个村大多数人口都姓杜，是杜敩的后人。

一块诗文碑的背后，浓缩的是一代名儒的辉煌一生，更是镌刻了一段闪光的历史。（胡海涛）

原标题：一块诗文碑和一位大儒的辉煌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