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1876 年），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出现了严重的旱情，一直延续到光绪四年（1878 年），大旱连续三年。在大旱的第二年，即光绪三年（1877 年），这一年为干支纪年丁丑年，北方九省赤地千里，受灾人口多达两亿多，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一半，直接饿死及被感染瘟疫而死的人数达1300 万，其中山西、河南最为严重。山西死亡500 多万人，占当时山西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河南死亡300 多万人，也占到当时河南总人口的八分之一。这就是历史上的“丁丑奇荒”，又称“晋豫奇荒”，是清朝开国二百年来所遭遇的最为严重的灾荒。在“丁丑奇荒”中，我们长治地区也没有躲过大灾。天灾无情人有情，在抗灾自救过程中，潞城的乡村涌现出许许多多感人的故事，其中周武村的李春台就是一位大灾面前献大爱的可歌可泣的义士。

乐善好施的李春台

李春台，字熙民，清武生，周武村（今长治市潞城区店上镇周武村）人。该村原名叫暴村，后改为周武村，是为纪念周武王的。周武村位于店上镇东4 公里处，虽然属丘陵山区，但周武村的李家，却是大户殷实之家。

李春台自幼习武，后考为武生。在清朝，科举制武生和儒生一样，分为：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殿试，即指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第二名是武榜眼，第三名是武探花。李春台考为武生，属于哪个等级的武生，历史资料没有记载。

李春台虽是习武之人，但在为人办事上，重义气、讲团结，做事小心谨慎，非常仔细。尤其是他乐善好施，常常救助他人，遇到村里贫穷人家无钱购置物品结婚、或穷苦人家无钱安葬死者，他总是伸出援助之手给以量力资助。即，凡村里因婚丧嫁娶困难者，李家均施舍钱粮；对特别贫困户的丧葬之事，李家亲送棺材一口，让其入土为安。

大灾面前献大爱

光绪二年（1876 年），北方开始大旱。光绪三年（1877 年），丁丑奇荒，旱情加重，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

受干旱影响，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等农作物全面歉收，产量减半，山东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三成。《山东通志》称该年全省“大旱、民饥”。大旱引发的饥荒，致使一些灾民“饥则掠人食”，过境者往往失踪，人们为此甚至“相戒裹足”，不敢远行。这一年，华北旱情急剧升级，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有资料描述当时的大旱灾情大致的情形是：农田颗粒无收，蝗虫铺天盖地而来，把树叶野草都吃光了。旱情不断发展，可食之物罄尽，发生了“人食人”的惨剧。九个省份遭灾，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直隶五省是重灾区，山西最严重，到处都有人吃人的现象。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廷奏报时称：“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山西赤地千里，潞城也到处是“赤地”，庄稼绝收，大量土地荒凉，无数人被饿死。1877 年11 月26 日晚清老报纸（光绪三年农历十月初八）《京报全录》是这样记载的：“太子少保头品顶戴山西巡抚一等威毅伯臣曾国荃跪奏，为晋省被旱成灾已有七十六厅州县。”“窃照晋省山多地瘠，素鲜盖藏，去秋收成本歉，冬雪又稀，入春以后，雨泽愆期，粮价昂贵，贫民挖食草根树皮，情殊可悯，当经饬属出放仓谷接济，并劝谕绅富捐资助赈，或各赒各村，以教任恤。向来省城每年十月起至次年二月止，设立南北饭厂，赈活贫民，本年人数众多，经费不敷。经前抚臣鲍源深率司道府县先后捐廉，并劝绅商人等均各捐助，于省城南北两隅各添粥厂数座，每日领粥贫民计三四千人，而闻赈归来者络绎不绝，省城一处如此，其他处可知。截至农历六月初十，所有省城官绅捐助银两购米之资，业已罄尽，自六月十一起动用赈银接办，事竣报销。

由春至夏，未得透雨，麦收无望，省南荒旱尤甚，春间奏准开仓赈济，饬属查明极次贫民户口，核实散放。”“自夏徂秋，各属禀报，每逢阴云密布，旋为大风吹散，或仅得微雨，或一二寸不等，天干地燥，烈日如焚，补种荞麦杂粮出土后，仍复黄萎，收成觖坚。兹据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长治、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壶关……榆社、沁州等七十六厅州县，先后禀报秋禾被旱被雹成灾。”“……省城每银一两仅易八三钱一千三四百文，而斗米须钱二千四五百文，省南地方纹银一两易钱一千一百多文，元丝银则止易钱九百余文，斗米须银二两有零，窃思救荒首在粮运，本年灾区既广，为日又长，省南灾重粮缺，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抑且无粮食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殣相望，惨不可言。瞬届冬令，饥寒交迫，立见转乎沟壑，窘迫情形实非笔墨所能殚述，亟应广筹粮运，以资限抚。”

面对这样的灾情，李春台大行善举，出钱买粮，广设粥棚，接济穷人。据说李家的粥有标准：筷子插到粥里不许倒。李家还打开自家粮仓，给大家发放小米谷物，救活无数灾民的性命。

光绪四年（1878 年），潞城继续大旱，又称“戊寅大祲”。《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五谷不升谓之大侵。”范宁注：“侵，伤。”杨士勋疏：“大侵者，大饥之异名。”唐柳宗元《贞符》：“岁丁大侵，人以有年。”元龚辙《逃荒别》诗序：“丁未大祲，殍殣蔽野。”也就是说庄稼严重歉收，仍然是大饥荒。在光绪七年（1881 年）四月，祁县高顺理撰书的《光绪三、四年旱灾年荒志》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从来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重。本朝开国以来，治天下，十有八省以宽宏爱民为本，而惟山、陕两省之民，屡妥饥馑之苦者兹不胜纪。试以山西之地言之，自同治七年（1868 年）以至光绪四年（1878 年），其间屡遭旱灾。惟光绪三年（1877 年）阖省全旱荒极，汾、平、蒲、绛、辽、沁、潞、霍等处最为严重，黎民残伤困苦无比，饥者难为食，渴者难为饮。五六月之间，仰观天道密云而不雨，俯视地理禾苗而枯槁。粮价昂贵，祁县谷米每斗价值钱一千四百有零，各处粮粟斗斛不一，难以细载。银价过贱，祁县宝银每两价值钱一千二百上下，各处平银钱底不一。

当时，各处遭瘟疫传染，死者无数，民受困苦，未有盛于此时也！到处是死人，甚至有的村庄绝无人烟。真可谓是“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潞城刘体中的《光绪丁丑大祲伤饥》描述当时的境况：

岁在丁丑劫运逢，亢旸不雨蕴虫虫。

陇亩田园胥憔悴，禾麻委地无西东。

富者充盈贫者急，哀鸿嗷嗷嗟无食。

斗米价值千五百，日求一餐不可得。

饥寒交迫如火煎，质尽衣衫复质田。

每向街头高处望，十室九空未炊烟。

无可奈何作流民，携妻负子渡关津。

那知到处人情冷，升合弗与不敢嗔。

翻然变计思转家，腹馁囊空路又遐。

况复堪忧是老稚，饿莩盈野乱如麻。

归途骨肉多分散，归来亲邻半不见。

吞声空对釜甑叹，靡有孑遗忆云汉。

君不见通衢旁，僵尸枕藉、白骨累累不埋藏，或则葬犬腹，或饱豺与狼。又不见阡南与陌北，沃壤腴田生荆棘，效贾涕兮太息，披郑图兮掩泣，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大灾之年，李春台拿财物帮助别人办丧事，赙棺殓尸、掩埋尸体无算。大灾过后，潞城县令呈请上宪，奖给李春台五品千总职衔。千总，是当时基层的军官，明朝时候是六品，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团长到营长之间。周武村以及方圆村庄的人，对李春台在大灾面前施大爱而感激不尽，自发给李春台赠送“德被桑梓”匾额。据民国版《潞城县志》载：光绪丁丑、戊寅大祲，公赐粟赈饥，赙棺掩埋殓尸无算。县令呈请上宪，奖给五品千总职衔。村人感恩，因悬“德被桑梓”匾额。

俗话说：德被后代，功在桑梓。李春台以高尚的品德恩泽故土，被赞誉为“德被桑梓”，其大义之举堪为历史美谈。（来源：上党晚报 文/ 图郭存亭）

原标题：“丁丑奇荒”献大爱的李春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