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党门:一种权力的象征
发布时间: 2018-08-13   |  来源: 上党晚报   |  编辑: 邢璐霞   |  责任编辑: 肖贵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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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古称潞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被置为三十六郡之一。其辖区大致包括原晋东南地区及晋中的榆社、左权、和顺和临汾地区的安泽一带。而“上党门”始建于隋唐,是上党地区标志性建筑,也是潞州府衙的外门,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在漫长历史、战争和岁月的增损中,至明·天顺三年,知州李浚将“鼓楼”移建于“上党门”左首(东)后,从此,便形成了鼓楼居左,钟楼位右,两楼列“上党门”门庭东西而对峙,“晨鼓暮钟”的异常布局与风格。

(网络配图)

《上党寻笔·潞州修建钟鼓楼记》载:“钟鼓刻漏之制,肇自轩辕,备于夏商周,我朝制度视古尤备,上自京畿,下泊藩府、州、县,莫不设焉。”可见,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2700多年,被尊为“人文始祖”、“五帝之首”的轩辕时代就将钟鼓与刻漏一并视为:“所以定晨昏,谨关门之启闭,节农商之作息,禁商旅之行止,时居民之寝兴”记时为度的器具和象征了。“晨钟暮鼓”也早已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之中。也就是说,在建筑之规范中,“钟楼”无疑要置建于东;而“鼓楼”则需配置于西。

在中国古建中,凡皇宫、殿堂、衙门等象征权力的处所,多为座北朝南而筑。因此,“上党门”同为座北朝南而建,按“堪舆学”左青龙、右白虎的理论,“云动”匾额应和钟楼同位,居上首(东侧);“风驰”匾额无疑就应和鼓楼一体而对称于“云动”悬挂于下首(西侧)的鼓楼上了。

《周易》曰:“云从龙,风从虎”,云,即为“青龙”(象征二十八星宿之东方七宿之神,四象之一,形极似龙状)风,寓意“白虎”(象征二十八星宿之西方七宿之神,四象之一,其象酷为虎形)。

前些年,曾走访过驻地一些居民,其中一位刘姓的老者说:“风驰”与“云动”两块牌匾原是云东风西的,是六十多年前对上党门进行维修时将两块牌匾挂错了。”这种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可能只是一种想象和猜测而已。因为古建维修的原则,一般是修旧如旧,这样的低级错误应该是不会发生的。

而“上党门”的建筑布局却是挂有“风驰”牌匾的鼓楼在东侧的上首;挂有“云动”牌匾的钟楼却建在了上党门西侧的下首。这种错位的布局和造成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是主持修建上党门及钟、鼓二楼的当政者不懂或疏忽了吗?更是不可能的了,因为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能升任五品大员的知州、知府大人,都必须有相应的文化底蕴和执政能力,虽然当时也有捐官、卖官的时弊。况且他们都有自己的参谋班子和“风水”大师可咨,怎么会有这种情况的出现呢?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唯有翻阅历史,在史料中寻觅答案。

《上党寻笔·潞州建钟鼓楼记》中,作者:明·朱幼圩在其文中,既对钟、鼓二楼的修建必要性及功能做了论述,也对其修建年代和始建方位做了具体证载:“潞州为山西鉅邦,宗室分封,军民杂处,必须台而楼焉。洪武三十二年,知州傅遂建钟楼于治西旧台,鼓楼建于西子城颠。天顺三年,知州李浚改筑鼓楼台于治东,与钟楼台对峙。”

由此可知,洪武三十二年,(公元1398年,应为洪武31年)是始建钟、鼓二楼的准确年代,“知州傅遂建钟楼于治西旧台”治西旧台,即府衙(政府)标志性建筑——上党门西侧的旧有高土台,也就是现在的钟楼处。而鼓楼是始建于“西子城颠”,即上党古城西门之瓮城之上。这充分说明,当时的上党知州傅遂初建钟、鼓二楼时是因地制宜,利用地形地物,严格按“晨(东)钟,暮(西)鼓”的建筑格局实施的。直到61年后的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才由时任上党知州的李浚将“西子城颠”上的鼓楼移建到“治东”即上党门的东侧,与钟楼台列“上党门”东西而对峙的。从此就形成了“晨鼓暮钟”的异常布局,其中的目的和寓意已不得而知。

也正是这种布局的异常,才给后人留下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尽的猜度、联想与解读。由此也可推知,这样的标志性建筑,绝非随意而为,钟、鼓二楼初建时,钟楼位东、鼓楼列西,是严格按左青龙、右白虎的格局实施的。“云动”和“风驰”自然是由高官或名人与此工程同期而为之的得意之作和对此工程的点睛之笔。

“云动”与“风驰”四字,不仅是对“晨钟暮鼓”的匹配,也是对“青龙”“白虎”的文化,更是对这座古城环境、地理、人文、政治及战略地位的高度概括,和从哲学高度对“上党”的绝妙定位。

61年后,知州李浚将原建于“西子城颠”上的鼓楼移建于上党门东侧,用我们现代人的思路去看,既有其一定的创新与合理性,又不难看出其思想的局限性。从建筑和审美的角度看,将鼓楼移建于治东,与钟楼左右对峙,使“上党门”建筑布局得以对称而相衡,更显其气势与恢宏。从“堪輿学”的角度看,由于其思想的局限性和对神灵的敬畏和束缚,没敢将“钟”、“鼓”与“龙”、“虎”重新定位,而留下了“晨”与“暮”;“龙”与“虎”错位的永久遗憾。

以上为什么要说“云动”与“风驰”的选定,理应是在钟、鼓二楼初建时的同期作品呢?试想,如果这四字是在鼓楼移建于治东之后才题选的,一定不会出现“云”“风”错位和“晨鼓暮钟”的异常设置。这正是知州李浚思想局限性所在。

“云动”“风驰”就像各历史、文化、旅游城市名片的评语一样,“云动”、“风驰”就是对上党这块神奇土地的高度文化概括和诠释,就是上党这座城市的名片。对于“云动”和“风驰”至少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去解读。

一、上党地区的战略地位

上党,以太行山为主,是对晋东南一帶的总称,由于其所处独特的地理位置,集天地之灵气,纳日月之精华,是天地造物的结晶,古老而神秘。据考,早在一万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发祥地。上党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得上党望中原之说,宋代文学家苏东坡诗曰:“上党从来天下脊”就是对上党的仰视。

另,清·狄子奇《国策地名考》曰:“地极高,与天为党,故曰上党。”如果以上党为中心,以百余公里为半径,向东、南、西画个半园,不正是尧舜禹、夏商周等古都所在,即司马迁所谓的“天下之中”吗?

上党,是远古人类的活动中心,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国许多神话和民间传说都发生在这里,那些最被人津津乐道和脍炙人口的故事,如:“女娲补天”、“炎帝尝百草”、“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大禹治水”、“愚公移山”、“黄帝蚩尤之战”、“尧舜禅让”……大都出自上党或与上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党战役”是1945年,掀开解放战争序幕的第一场战役,是关乎解放全中国的关键战役,是全歼闫锡山十一个师,保卫抗战成果,巩固根据地,切断蒋介石企图挺进东北接受日寇受降物质的太极点。更为“重庆谈判”中共的胜利和毛主席的安全增加了关键的砝码。这更是中国现代史中风起云涌与“云动”“风驰”高度契合的典型范例。

可见,其地极高,不仅仅是因地势与海拔,主要还是声望和战略地位之高,高与天齐。高与天齐,“云”与“风”自然会是描述“万千气象”的最佳词选。“兵家必争”必有龙争虎斗,必然“云动”必然“风驰”。

二、风起云涌 风云际会

由于钟楼与鼓楼的易位,也由于“云动”与“风驰”的互换,“虎踞龙空,龙盤虎地”正好是上党地区历史史实的真实写照。“风云在互动,龙虎在交锋“一切尽在进行中。就像四季更替,冷暖气流在交织、在锯动。风驰而云涌,云动而生象。正是:世间万物无时无刻都在“动变”之中,这既是永恒的真理,也是对上党的印证。正如汉刘邦《大风歌》里所慷慨:“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

上党,与天为党,“钟”、“鼓”二楼犹如分立“上党门”左右,两尊威风八面的神煞,直冲霄汉,随时都在为上党这块宝地呼风唤雨,行云播霖。因风驰而云涌;因风云际会而气象万千。其既是互动,又为因果。“云动”“风驰”其气势贯天地,其文华满神州。

三、儒释道文化的碰撞与统一

儒、释、道植根于同一神州大地,同源逆流,互独互补,三家理论共同构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主干,各自发挥着“儒以治世,道以治身,佛以治心”的社会功能。“风驰”“云动”四字的题撰,也充分表达了当政者治世、治身、治心,风清弊绝的执政理念,革故鼎新的治世胆略和勤政为民的朴素情怀。

从先秦时期蔚为壮观的诸子百家到西汉初期的儒、道、墨、法、阴阳仅存,最先道家一度引领了时代潮流。数十年后,儒学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儒进道退的易位,从此奠定了儒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随着隋唐佛学的风生水起,儒、释、道三教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格局的演变大势,由于“儒以治世”所以中国古代政治对宗教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帝王高于三教之上。

“云动”与“风驰”既有儒以治世,纲常以正,人伦以明的执政理念;又有佛以治心,弃华而就实,背伪而归真的因果教化;也不乏道以治身,一洗风云(亦作纷纭)轇轕之习,有裨境界的风水世序,可谓三教如鼎作。

四、隐首显尾 卧虎藏龙

上党,地处太行山之颠,自古被称为中原门户,在中国的改朝换代和历史进程中,曾多次起到过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上党地区藏龙卧虎,英雄辈出。“玄宗蓄势”、“秦琼卖马”、“陆登抗金”、“王佐断臂”、“慈禧少年”……就发生在这块土地上。

作为上党标志性建筑的钟、鼓楼,匾额的款式、尺寸、悬挂位置等,需在楼体设计时,作为主要内容去构思,匾额命题出自何人,虽已无从考证,但定是当政高官或名师名人几经斟酌,深思熟虑的经典

“云”即龙,“风”即虎,一动一驰,足显其龙虎之风采和叱咤横空的神韵。但文人、学者对自己的作品,不会仅满足于辞藻的到位,更要将文字的组合、对仗、辙韵推向意境的完美和文学的高点。这在“云动”和“风驰”的撰选中,都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中国文化的另一朵奇葩——灯谜,从廋辞、隐语等演变而来,近也被称为“灯虎”或“文虎”。因灯谜的猜射难度如同打虎一般,故而得此别称。灯谜是一种奇峰突起、复杂多变的文字联想活动。灯谜由谜面、谜格、谜目、谜底四个元素组成,以其广采博揽,丰富知识;抛砖引玉,启迪智慧的功能,逐渐形成了一个绚丽多姿。浩瀚无垠、独特的文学阵容。

“云动”与“风驰”其实就是一则绝佳的灯谜,其隐首显尾,急徐蜿蜒。“云”与“风”也即“龙”与“虎”,其首字隐而不露;“动”与“驰”也即“争”与“斗”其尾意显而不白,巧妙地应用了灯谜中“别解”和“会意”的手法,将道教理论中的“青龙”与“白虎”隐于其中;将“争”与“斗”半显于“动”与“驰”里。其谜底就是:“藏龙卧虎”和“龙争虎斗”正切“兵家必争之地”无疑。

五、励精图治与“长治久安”

“上党”这一历史名城,历经了无数次的战争洗礼,上党门及钟、鼓两座雄姿伟岸的古建筑,连同“云动”和“风驰”这两块老匾,也和这座城市一起,见证了朝代的更迭,饱阅了历史的沧桑。从刀耕火种、帝王世系,到商周的“黎国”;从春秋的“潞子国”,到秦汉隋的“潞郡”;从唐金的“潞州”,到宋元时期的“隆德府”和明清时期的“潞安府”虽然数历损毁,但最终在历史的剥蚀与考验中,和这座城市一起,共同迎来了新中国的今天。

上党地区有过战争,有过灾荒,也同样有过安居乐业,有过歌舞升平。也不乏一些胸怀大志、勤政为民、励精图治、革故鼎新的帝王对上党的关注与治理,如:曾任过潞州别驾、后开创了“开元盛世”的唐明皇……。

现存于上党门门庭内东台上《新开潞安府治记》碑铭中祥载了明·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潞城县吏陈卿,于青羊山聚众谋反的事件。直到五年后,明廷用兵十万,才将威胁辽、沁二州及河南彰德、怀庆、卫辉、晋予之地的叛军剿灭。痛定思痛,嘉靖帝决定,升潞州为“府”的建制,以加强对地险民悍的太行山区的管理力度。将潞州赐名为“潞安府”意为“潞州安定”。将青羊山及周边赐名设置“平顺县”,取地方顺服之意;又在潞安府附郭设“长治县”。从此让府县同城而治,祈望这里“长治久安”。一场长达五年,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开创了一个府,两个县的设置,“长治”之名自此而今。

“地险风势急,天高云意飞”这场励新图治、革故鼎新的建制改革,也恰到好处地切合了“风驰”而“云动”的词意。

“风驰”“云动”原创出自何人,匾额首席提字为何人手笔,已无从考证,其实也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组不朽之作确确实实已传承至今,还能被今人所欣赏,所品味,所解读。现存的“上党门”中央竖匾及高悬二楼的“风驰”“云动”两横匾共七个由周尧青老先生,于一九六〇年书写的,循劲、古朴、端庄的隶体大字,还岿然悬挂于“上党门”这组标志性的建筑之上。

“风驰”“云动”以最简练的文字,最恰如其分,最精辟地对一个战略要地,对一座历史名城作出如此的定位和概括,不论是从文学的高度,还是从政治、经济、地理、人文的角度,绝不会比写一篇关于“上党”历史的论文来得容易。这一定是作者集各科智慧,对上党这块神奇的土地做了深入骨髓的把脉、透析和调研,深思熟虑的结果。其对仗,气势、深度和寓意都被发挥到了极致,其文学的高度也被推到了空前。

“暮鼓”早已不存,约三米高,铁铸的大“晨钟”也于1945年,上党战役刚刚结束时为解放全中国做了贡献。被当时的军民用炸药包炸毁,运至“回民完小”砸碎,填到练铁炉里化为铁水,造成消灭蒋匪的手榴弹支援了前线。

如果我们能够穿越时空,一定会在每天东方鱼肚将白的早晨,听到那高亢、悠扬且悦耳的钟声,回荡在上党广袤土地的上空;也同样可在暮色苍茫的黄昏,耳闻鼓楼上击鼓人送给我们节农桑、息商旅的咚咚鼓报声。

试想,几千年勤劳勇敢的上党人民当时生活场景的画面,也会随着人们思维的差别,以多样的形式,随之浮现在我们眼前。如果,再与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现代人的生活交织一起,那又将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这将会给我们以无尽的遐想空间。

时代在前进,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云”还在动;“风”还要驰,上党这座城市的人民还将继续顺潮流而奔向未来。(来源:上党晚报 张如龙)

原标题:风驰云动与暮鼓晨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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