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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党古镇大阳:被称为古代中国“针都”
编辑:邢璐霞      责任编辑:肖贵海     2018-04-26 15:09:11       来源:上党晚报

说到针,许多人似乎不屑一顾。然而,在古代人类的生活是须臾间离不开针这小小物件的,针对人类的用处一点儿也不亚于耕地用的犁、耧、耢、耙和做饭用的锅、碗、瓢、盆。而且由于它用料特殊,形体细小,制作工艺难度大,所以,在用机器制造针之前的几千年间,能够制造出针的地方,肯定有它的非凡之处。古代属上党管辖的大阳镇能够成为全国的“针都”,生活在上党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们,也为此感到自豪与骄傲。

(网络配图)

“九州针都”的由来

在《大阳史话》一书中,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严密考证,说明今天的晋城市古镇大阳,在中国古代属于上党,至今已有长达2600多年的历史。其大阳之名由原来的阳阿演变而来。大阳人的先祖最早可追溯到周朝。“阳阿古城于春秋中期建邑”,战国时,为“韩上党十七城之一”,“韩太守冯亭将上党归赵后属赵,长平之战后属秦”。西汉时,阳阿城先是一列侯的封国,叫阳阿侯国,后为一公主之封邑,隶属汉中央管理。“东汉时,阳阿仍为侯国,只是归属发生变化”,“改属上党郡所辖”。三国、魏、西晋皆因之。

就是这个属于上党的古镇大阳,是古代中国制针业的中心,即“针都”。

景德镇之所以成为古代中国的瓷都,是因为它的瓷器历史悠久,产量多,质量好。同样,大阳被称为古代中国的“针都”,亦然。

经过多方考证,《大阳史话》的作者在书中说,“大阳铁矿富集且品位高,冶炼铸造业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明清时,大阳的冶炼铸造技术更为精湛”,“制针业是在大阳冶炼、铸造、锻制良好技术的基础上嫁接外地先进工艺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似乎与瑞典的钟表业一样,大阳的制针业也是一种家庭作坊模式。明清时,大阳家庭制针作坊的数量,竟有上百家之多。在大阳的带动和影响下,上党许多地方也开始制作大阳的针。如潞安府西南一个叫阎家庄的村子,就因为制作大阳的圆孔针而改名为针漳村(即今长治市郊区针漳村)。

由于大阳缝针的产量大,且质量上乘,其销路不仅畅销三晋,而且往西北方向,销至北京、天津、河北、陕西、东北、直至外蒙古和俄蒙边境的克恰图;往东南方向,销至河南、江苏、湖广、福建一带,甚至远销海外。大阳的制针业从明朝的正德年间兴起,到清代光绪年间衰落,行销300余年。德国人李希霍芬于1870年到大阳考察,在其所著的《中国》一书中说:“大阳的针供应着这个大国的每一个家庭,并且运销中亚一带。”这说明大阳的针在明代曾经独霸国内市场,而且通过“丝绸之路”畅销国际市场。由此也证明,把大阳称为九州“针都”,名副其实,一点儿也不夸张。

“针都”独特的“针文化”

“九州针都”大阳的制针产业,在给本地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针文化”。

在《大阳史话》一书中,据作者考证说,大阳独特的“针文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卖针歌。由于制针业的兴旺,“本地除针行和百货商店、针店卖针外,还有一批摆摊卖针的小商贩,在集市上、庙会上、大街上、小巷里,凡是人群扎堆的地方,就有卖针人的身影。他们一手拿一块小木板,一手往板上甩针,还唱着小曲。”借以吸引顾客。“他们唱出的小曲子好听,诙谐,幽默,即兴编词,机动灵活,妙语连珠,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就在人们的欢笑声中,针也轻松地卖出去了。”

“小小钢针做得精,卖遍天下四大京,东京卖到汴梁地,西京卖到长安城。南京卖到应天府,北京卖到顺天城。”

这是《大阳史话》中收集的两首“卖针歌”其中一首的开头几句。歌词很长,内容庞杂丰富,有历史,有传说,有神话,有俗语,有说针的用处的。也有夸大阳针质量的,在此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这“卖针歌”果然“诙谐,幽默,即兴编词,机动灵活,妙语连珠,妙趣横生”。同时,作者还把这“卖针歌”的曲谱也收集在书中。可惜笔者对音乐曲谱一窍不通,所以也只能点到为止了。

二是对针神的尊敬与崇拜。其主要表现是在大阳有全国唯一才有的“针翁庙”,而且有两座“针翁庙”,东、西大阳各建有一座。

据《大阳史话》说,“针翁庙”供奉的是“针神,当地人称针翁爷,是个地方神,仅在大阳一带供奉。明时,大阳是全国制针业的中心,带来了滚滚的财富,也使大阳镇名声远扬,人们为保住这个福气就建庙塑像供神。这是一种祈福心理”。

东大阳的“针翁庙”位于塔河北岸,四眼古井之上(现镇政府所在地为其旧址)。庙内有正殿、偏殿、舞楼、廊房等三十余间。据《大阳史话》作者考证,此庙供奉的针神是古阳人的先祖、西周时的中兴大臣仲山甫。西大阳的“针翁庙”位于土地庙之西,圣仙庵之东,供奉的针神为混元刘祖师。此庙“高岗爽洁,庙宇轩朗,东院绥僧,西亭凝客”,十分壮观。可惜由于年代久远,今此庙不存。

在《大阳史话》一书中,作者还收集有清代文人两篇关于“针翁庙”的文章,对大阳东西两座“针翁庙”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大阳人对针神即针翁爷的尊敬与崇拜,是此地特有的一种风俗和礼仪。

一位学者型官员的情怀

《大阳史话》的作者王怀中先生,曾经是笔者在长治日报社的同事,亦为良师益友。他虽然祖籍在晋城的大阳,但自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从山西大学毕业步入社会,就一直在长治市工作:先在长治二中当教师,70年代中期,《长治日报》的前身《长治报》复刊时,与笔者几乎是同时调入报社,两人同在政教组担任编辑记者,共事达六七年之久。80年代初,他奉命组建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并担任主任之职,从此步入政坛,先后担任长治市委副秘书长、长治市委统战部部长、长治市政协副主席,直至到龄从副厅级职位退休。

所以,许多读者以为他是一个官员。这当然不假。然而,以笔者与他整整40年的交往,觉得他其实是一位地道的学者。或者用当下流行的说法,他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无论是当教师、当记者,还是后来从政,王怀中先生一直没有放弃做学问。尤其是对于上党历史文化,他更是情有独钟,潜心研究,著书立说,卓有成效。

早在1980年,他还在长治报社当编辑记者时,就与魏填平合著,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上党史话》一书,一时在全市为人所瞩目。该书被学界称为是新中国成立后研究古上党历史文化的开山之作。须知,当时虽然春天已到,却寒冬未解,出书可没有今天如此宽松的环境。记得那年夏天的一天,当他把签有他自己名字的一本《上党史话》赠与我时,我当然表示感谢和祝贺,心中却不免暗暗吃惊,自愧不如:同样在一个办公室,人家出版了著作,自己却一事无成。从此,我也努力奋斗,总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然而,此后自己虽然有所收获和进步,但与王怀中先生相比,真是望尘莫及,不可相提并论。

也正因为这本《上党史话》,王怀中先生被市委看中,从报社调出,去从事地方志工作。当然,他的这本《上党史话》也成了一直摆放在我案头的有数的几本“工具书”之一了。在新闻写作中,尤其是从新闻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我对上党历史文化也有了兴趣,难免胡乱写点小文章。在这方面,只要遇到关于上党历史文化方面的难题,如典故、人名、地名、物产等,我就翻看此书,一般总能找到较为满意的答案。

王怀中先生可谓是长治市地方志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从事地方志工作时,全国方志理论尚为空白。他在一篇论文中率先提出“地方志的两个重要属性,即地方性和时代性”之重要观点,引起全国方志界瞩目。他的学问功底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王怀中先生无论在市委副秘书长和统战部部长的岗位,还是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之要职,他仍然钟情于对上党历史文化的研究。尤其是2000年从政协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他本该过一种“无官一身轻”的闲逸生活。但是,他却谢绝一切社会活动,潜心研究,著书立说。数年间与人合著出版了《风雅大太行》、《山西关隘大关》等著作,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好评。去年,他又怀着对故乡的热爱之情,以带病之身与人合著出版了《大阳史话》。此书20多万字,收集图片130余幅,从山川环境、历史源流、人物事件、古建民居、风土人情等方面,追寻祖先的足迹,梳理大阳特有的“文脉与肌理”,触摸大阳传统文化内涵的“根与魂”,澄清了一些历史事实,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九州针都在上党”即为其中之一。此书资料丰富,观点新颖,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是王怀中先生又一部研究和探讨上党历史文化的史学著作,也是他对挖掘研究上党历史文化工作的又一贡献。(来源:上党晚报)

原标题:王怀中《阳阿奏奇舞——古镇大阳史话》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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